格林先生是可以找到的--与李鑫华先生商榷

索尔·贝娄的短篇<寻找格林先生>包含一系列二项对立的意义建构.李鑫华先生依据美国新修辞学家伯克的认同学说对此短篇进行解读时忽略了文本中的二项对立建构,因而得出的阐释结论不符合小说实际.     

在偏私与同情之间--休谟道德学的人性论特征

通过对休谟的著作《人性论》和《道德原则研究》的对比研究,指出休谟对人的道德本性的看法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总体上看,休谟认为人的道德本性处于偏私与同情之间;具体来看,休谟把偏私与同情看成是推动人类正义社会形成的两种基本力量。休谟对人的道德本性的看法的基本意义在于提出了两种看待社会的视角。     

民众思想、思想家与思想史--对中国思想史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民众思想要不要写入思想史、关于思想家的定位问题、思想史的定位及与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以民众思想、思想家与思想史的内在关联为基础,该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独特的思考.     

再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对陈果安先生商榷的商榷

陈果安先生认为文学的本质是语言的观点值得再商榷。我们认为 ,文学形象是有自足性的 ,文学的目的在于塑造形象 ,形象是文学的本质。但是在强调文学的形象的本质的同时 ,应该重视语言的能动性 ,加强对语言是如何塑造形象的研究     

民生新闻“审俗现象”与民众审俗权力——民生新闻的审美信息接触点分析

最近十余年间,民生新闻成为风行天下的传播现象。然而当下的新闻批评对此现象缺乏关注,甚至批评颇多。事实上,民生新闻之所以会"审俗",主要是因为民众中存在着本能的"审俗需要",才最终形成了民生新闻的"审俗现实"。所以,我们不仅要正视民生新闻的审俗现实,也需要尊重民众所拥有的审俗权力。     

形象,抑或是语言?--就文学本体与赵炎秋先生商榷

确立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本体地位显然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赵炎秋先生有机整合形象论文论、语言论文论 ,试图从有机、综合的层面揭示文学作品是如何生成的 ,这种努力给我们的文艺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但赵先生的形象本体观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的“人是目的”思想与民生幸福

马克思超越了康德从人的动物性与道德性的区分中论证人是目的的抽象思路,着重从人与劳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论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的)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目标。人的最高幸福,也不是超越感性欲望而趋向宗教境界(至善),而是享受生命自由表现的审美意蕴。鉴于幸福的全面性,我国社会应努力建构和营造符合当今时代特点的生活方式的美学。     

寻求"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统一--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

通过对西方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考察可以看出,"思想史"研究大体分为传统的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两个层面,它们都重视思想和社会的关系,但前者以精英思想家和经典文本为主,强调社会或经济结构对思想的决定作用;而后者则重视普通民众一般的知识和心理,强调观念对社会的具体塑造作用。其实,思想是应对社会问题的产物,思想史介于哲学史和社会史之间,是相当理论化的社会观念史,中国思想史也概莫能外。所以,中国思想史研究应重视思想和社会的互动、重视社会思潮和具体思想家的互动。     

"恒产"与"恒心"--论儒家伦理的实证倾向与民生关怀

"有恒产而有恒心"是儒家伦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它充分表现了儒家伦理注重经验事实的实证倾向;这一倾向的政治含义是张扬民生、为生活辩护,而其思想意义则是显示了一种侧重具象的非本质论和非绝对主义的理论特征,儒家伦理也因此而显得"温良敦厚",即涵蕴了一种善解人意的同情和宽容的人文情怀.     

不应忽视无韵诗的价值--与张中宇先生商榷

韵律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但这种价值在现代诗歌中却出现了变化,韵律不再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无韵诗、散文诗创作出现了如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大批优秀作品,国外如惠特曼、艾略特、波德莱尔、纪伯伦等也是公认的巨匠.本文针对张中宇关于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对应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新诗中的韵律与诗歌繁荣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耶稣是如何走向十字架的——与周楠本先生商榷

周楠本认为鲁迅在《复仇（其二）》中引用耶稣受难的故事“未能反映犹太历史的真实”，其实，鲁迅的引述基本符合福音书的记载。周文用阶级论解读四福音书中的耶稣，既不符合耶稣时代犹太社会的政治形态，也曲解了耶稣的思想和行为。《圣经》是建立在有神论根基之上的。在福音书里，耶稣自始至终是作为有神性的人子被记录的。若依照福音书为史料，对耶稣作正面论述，则须放在神学语境里才能进行，而不能纳入阶级对抗政治变革的话语系统。     

也谈忠恕思想的界说--与冯浩菲先生商榷

忠恕思想既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又是争论最多的概念之一,因此澄清其内涵意义重大。本文针对冯浩菲先生对此概念的界定和论证,提出质疑,认为“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无忠则恕不行,无恕则忠无行。忠恕合一才是仁道,才能行仁道。     

也谈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张建军先生商榷

文章是对张建军在<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一文中显示的"演绎主义"思想的批评,指出(1)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在人们的认识中它们各自发挥着自己的特殊作用,谁也无法取代谁;(2)世界逻辑史的发展以及20世纪60年代非形式逻辑的创立和发展,都证明了"任何大逻辑观之‘大'都是在演绎逻辑基础上的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3)21世纪辩证逻辑将成为逻辑发展的主流;(4)台湾学者殷海光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台湾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他本人的世界观;(5)毛泽东在推动新中国逻辑科学的发展上功不可没.     

论悖论的自我否定本质--兼与张铁声先生商榷

悖论以否定自身为内容,自我否定是它的本质.它预设了矛盾,它所预设的矛盾是在悖论思维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因而它有真值意义.但悖论的真值是不确定的、矛盾的.通常人们肯定或否定一悖论所导致的矛盾,是该悖论思维过程中实际发生的矛盾的真实表现.矛盾是悖论思维的逻辑规律.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真问题究竟是什么?--兼与党国英先生商榷

众所周知,取消农业税后,县乡的财政危机更加突显了,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一系列问题越发棘手。这个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党国英先生在《税务研究》2005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文,文中确实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但是,令笔者不能苟同的是,党先生在该文中提出,取消农     

柳亚子才是名至实归的“南社第一人”--与曾景忠先生商榷

柳亚子为南社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财力,更投入了满腔热情,因而他从南社的外缘走向了领导核心,最终掌控了南社。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柳亚子是南社柱石,南社盟主。     

商法的现代嬗变与误读--与史际春、姚海放先生商榷

现代商法与古代商法区别在于商人身份是否为一种特权,商人身份的特权性质是古代社会中的现象,并非决定商法存亡的本质属性,商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是一种身份。直接有效调整商事关系的是商事法律规范而非抽象的商法典,商法发展的现代潮流是对于完备且封闭僵化的商法典的突破而非民商合一。公法因素作为商法的手段在商法体系中出现并未导致商法公法化。私法不可能完全排斥强制性规范,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性质属于私法,具有技术性,发挥构建功能,形成交易的统一条件,便利效率追求;商事立法中为了操作方便往往将行政法规范与商法规范放进同一部法规中。     

“在民众与艺术间的一个过电器”——摩登社“学校戏剧运动”及其论争考察

摩登社发起的“学校戏剧运动”,因其倾向于无产阶级的民众戏剧运动实践和对“学校戏剧运动”理论与实行的总结，在戏剧界尤其是“学校剧”和学校教育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在考察艺术剧社等革命知识分子之外，严重忽视了以左明、姜敬舆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接近无产阶级戏剧的艰难探索。因此，梳理、辨析“学校戏剧运动”及其有关的诸种声音，对于重新审视左翼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和倾向无产阶级的戏剧谱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了吗--与范培松先生商榷

文章针对<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90年代报告文学不但未"批判退位",而且走向了深化、成熟与自觉第一,问题报告文学不但未成为"明日黄花",而且已向纵深发展为重要品类;作家们不但未"自动放弃批判",而且坚持了精神操守;第二,90年代报告文学并非"趋向甜蜜化",而是适当调整和正确处理了歌颂与批判等关系;即使是没有"深刻批判内涵"的"颂歌",也与"战歌"相互补充;第三,"泛批判"报告文学不但未导致批判"钝化",而且促进了批判"深化";"特指"批判与"泛指"批判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最后,产生"退位"说的原因是未全面、深入从整体上把握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的创作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