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公共卫生:问题、出路与政府责任

在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是预防疾病、保证不同社会群体均等享有健康基本保障的基础性工程。但今天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成了“卫生”弱势群体,更成为加入WTO后的中国备受挑战的滥殇。究其原因,存在着认识、体制和科技等三大误区。本文认为:公共卫生服务产品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外部效应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卫生正义,需要公共权力对卫生资源进行公平配置。而对农民的健康关怀,也是各级政府在承担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责任。     

论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与交往的历史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普遍交往的同时也带来了分配不公、权利失衡和责任赤字等世界之乱,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世界向何处去”的中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正确选择。以全面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理论旨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着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内在要求。在行动路径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建设利益共生的世界,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建设权利共享的世界,以集体行动为关键建设责任共担的世界。     

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

当今社会是政府、市场（主要指市场中的企业）与第三部门三个空间的统一体。其中,第三部门（公民社会部门）的发展应该是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同时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使得第三部门的出现成为迫切的需要。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三个主体之间存在着博弈,而作为较优结果的合作无疑应该是我们所寻求的目标,,即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应成为社会前进的“三驾马车”。     

健康公平·政策导向·政府责任——卫生领域政府责任研究

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经济繁荣发展,也催生了卫生领域中健康不公平现象的发生.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公平模式实质上强调机会平等,该模式已不适合卫生领域."排斥性"与"包容性"作为分析公平的重要概念工具,强调结果公平.健康公平是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有机统一.人均预期寿命与婴儿死亡率两个指标均显示我国的健康差距明显.不同体制下不同的政策导向,政府在卫生领域中的责任不一样,直接影响了公民的健康公平状况.政府责任回归健康领域,不仅是政府公共权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健康产品外部性的客观要求,更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市场体制下,政府在卫生领域的责任是有限责任,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政策规划责任与监督管理责任.经济责任是保障健康公平的前提,包括政府筹资与投入分配;政策规划责任是健康公平实现的机制保障,要求政府为社区医疗建设以及社会资本进入卫生领域制定合理的政策;监管责任是健康公平实现的必要保障.     

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农民的博弈分析

当前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导致官民冲突,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违背。因此,需要对征地制度进行完善。文章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农民三方博弈模型,通过博弈分析,指出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征地制度的完善应该从降低中央稽查和农民维权成本以及地方政府的违规获利,同时制定完善稽查程序,掌握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的情况,并根据违规概率,以适当的概率进行查处和维权等方面着手。     

市场、政府、社会三元互动与降低中国政府失效程度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失效做了大量的研究,该文从综合述评角度出发,引用经济学产品分类的方法,对政府失效原因做深入细致的分析,试图确立市场、政府、社会三元互动的机制来降低中国政府失效的程度。     

公平责任:新世纪中国弱势教育现象政府治理的伦理指向

中西部教育、农村教育、弱势群体教育等弱势教育现象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弱势教育现象具有外赋性、后致性与相对性等特征。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分而治之的治理结构、教育发展中的增长极战略、转型期的阶层形成与分化等是弱势教育现象形成的深层理论逻辑。弱势教育现象的本质是教育公平缺失,而政府又是弱势教育现象治理的公平责任主体。新世纪以来,政府对教育均衡发展、农村教育发展、弱势儿童教育权益保障等政策与法律的关注,透析出教育公平已经成为政府治理弱势教育现象的重要价值走向。     

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践行监管的动态博弈分析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进程推动中最重要的角色,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更加具有特殊性和必要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思想是要求企业在对自身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但是责任能够得到更好地践行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督促。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政府在规制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构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践行和东道国政府监管的动态博弈模型,详细分析了完全信息和存在跨国公司"寻租行为"的不完全信息两种情况,得出的相关结论对今后我国政府监管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策略选择有一定参考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卫生服务与流动人口健康——政府监管的调节作用

流动人口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亟需关注的重点人群,企业卫生服务供给是落实健康中国的"细胞"工程建设,在企业中开展流动人口健康促进活动,既有利于预防其职业危害,又便于评估和改善其整体健康,本研究探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流动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检验了企业卫生服务的中介作用与政府监管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程度越高,流动人口健康结果越好,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的关键因素;(2)企业卫生服务在企业社会责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通过企业卫生服务对流动人口健康产生正向影响;(3)政府监管对流动人口健康具有促进作用,政府监管对企业社会责任与流动人口健康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但对企业卫生服务与流动人口健康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     

高等教育领域中社会、政府、市场、大学的角色定位

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理顺社会、政府、市场、大学之间的关系,将各个主体扮演的角色准确定位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面向未来,大学自主、学术自由是教育民主的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依赖与政府、市场的博弈制衡,最终的目标是使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新闻自由与政府责任

在风险社会中,新闻传媒处于异常尴尬的位置,它的风险预警功能受到质疑而风险放大功能得到强化,这就导致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需要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加以重新审视。在西方,有一部分学者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提出国家和政府并非自由的天然敌人,奥巴马政府信息规划办主任、著名法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甚至提出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专制主义概念。本文试图指出:在新闻自由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基点不同,貌似同归,实则殊途。第二,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政府对传媒的传统控制方法亟需改进。     

合作竞争与互利睦邻--试论新时期中国与东盟关系

新时期,东盟以其组织的日益壮大、实力的不断增强、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已成为亚太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是东盟的邻国,如何调整与东盟的关系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只有不断巩固传统友谊,发展友好合作,共同限制竞争,搁置争端分歧,才能探索和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双赢。     

责任意识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探究

深刻理解责任、责任感、责任意识的内涵和基本要求，才能在具体工作和生活中去尽职尽责，避免许多问题的出现，避免造成各种矛盾的激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明确责任和各个方面具体工作的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论构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互动的有效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自身财力和能力的限制决定了社会公共需求的不断增长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迫切需要对公共服务领域进行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只手的作用,寻求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均衡点,建立充满竞争和活力的公共服务体系。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我国城市工业污染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探析

通过对我国城市工业污染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失灵存在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当前政治体制、环保治理法律机制和中国政府从上至下的GDP主义。分析结论是,治理我国城市环境污染应尽量避免治理市场失灵时的政府失灵现象,现阶段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来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因此应该从制度创新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改革环保管理的政治法律体制,形成监督和激励约束并重的环保运行体制。     

在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推进共同富裕

能否正确把握和有效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市场层面,要正确看待市场的平等问题,区分分配不均的市场因素和体制因素,在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中,将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政府层面,政府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体,要在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中发挥好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把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放在优先地位,并将提高全体劳动者的能力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逐步缩小差距的长久之计。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和"三农"问题

我国农村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农业、农村、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农村改革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未完全建立,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制约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负担过重,收入难以增加。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把"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客观要求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这是农村进行第二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