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嘲讽到张扬——老舍小说对国民性的探索

老舍在几十年的创作中一直关注于民族文化 ,在早期的作品中 ,他以幽默的语言嘲讽了国民性的弱点。之后 ,他的认识逐渐转变 ,由嘲讽而同情 ,在后期的创作中 ,他已看到了民族文化积极的一面 ,更多地高扬民族精神。他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对中国国民性格的深刻的反省和剖析     

闪耀着现代人文光芒的民族观——系列论文"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之三

满族作家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的一位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风行民族歧视的过程中,其民族心理备受压抑,企盼世上所有民族所有人群一律平等,"谁也不要欺负谁".他明确宣示出自己进步的民族观和民族文化史观.他认识到中华各民族必须平等、团结、和谐、互重的道理,懂得"国家至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认为国内不同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文学优长,其文学传统都该得到尊重,一个具有现代文化精神的中国应该鼓励多民族在文化上发出各自的声音.老舍的民族观,闪现着超越民族藩篱的现代人文光芒.他是非政治家和民族学家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中,极难得的一个具备超前民族观念的人.老舍的现代民族观是对中国多民族共存现实的反馈,是对中华民族新时代人文建设的贡献.在20世纪中国文化人普遍缺乏对民族问题科学思考、普遍不够重视现代民族观念建设的情况下,这份贡献更显得弥足珍贵.     

看破不点破 ——菲茨杰拉德穿越时代伦理之殇的慈悲与真心

菲茨杰拉德是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道德关系中各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带有浓郁的伦理色彩.通过作品,作者表达了对社会的伦理关怀以及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强烈诉求.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是一项悠久的历史传统,但中西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对文学理解的差异,因此他的作品在东西方文化中呈现出多重的伦理意识和声音.由于作者与书中人物所处的伦理环境特殊,使小说中的伦理关系、小说人物所作的伦理选择,以及为读者提供的道德警示和教诲均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其不仅能让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还能使我们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思考,为我们的时代提供借鉴.     

《 精神现象学》 与伦理文明观

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精神现象学》到底"现象"了什么?它不仅建构了一个宏大的思辨哲学体系,演绎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辩证法,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明观即"伦理文明观"。黑格尔哲学具有浓郁的伦理学气质,只是被其思辨哲学的巨大魅惑力所遮蔽,"伦理文明观"是其未被发现和揭示的"第三秘密"。"两个凡是"的信念、"精神——伦理道德——文明史"同一的精神现象学方法、"哲学的历史"的文明史把握方式,是《精神现象学》尤其是"精神"部分的三大形而上学基础。"伦理与‘真实’的文明——教化与异化的文明——道德与‘自身确定’的文明",是伦理道德与文明史同一的三种形态及其辩证运动。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两大伦理势力、男人与女人两大伦理原素、伦理行为,是伦理世界的四个结构性元素,它们的相互过渡,构成伦理世界的现象学图景,与它相对应的是古希腊罗马文明。善与恶、公共权力与财富两种伦理存在、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两大伦理意识,是教化世界的三大结构及其现象学图景,"教化——启蒙——绝对自由与恐怖",演绎由中世纪、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的文明史进程。"道德世界观"标志道德世界的生成,道德与自然关系的自觉,"只有义务具有本质性"的道德坚守,道德与客观自然、道德与主观自然之间"被预设的和谐",是道德世界的现象学图景。伦理文明观是"哲学的历史"或"精神的历史"的文明观,是伦理道德与文明史的道成肉身,它以"精神"为理念,以伦理道德为概念或灵魂,以文明史为定在或肉身。在黑格尔看来,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就是文明史进程中辩证演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伦理文明观"的精髓是"以伦理看待文明",它对超越现代性西方文明的霸权文明观或所谓"文明的冲突"具有重要资源意义。但是,《精神现象学》的伦理文明观"现象"的只是欧洲文明史,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邂逅伦理型文化的中国传统,便显示出理论的灰色和解释力的局促,必须在文明对话中重新反思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现代价值,发现"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中国文明观的文明史意义。     

在传统的祭坛上——《白鹿原》女性形象评析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可多得的含义深刻的作品,它体现了作者对传统道德文化回归的深切渴望,但同时又流露出作者对传统道德伦理的矛盾心态.小说中田小蛾等女性形象的塑造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体现,作品一方面表现她们在伦理道德束缚之下的不幸命运,一方面又以传统的道德伦理为准绳来审视和评判她们,使她们成为回归传统、重塑道德的理所当然的牺牲品.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伦理道德考察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伦理道德考察,是建立在道德与伦理相区别的理论前提之下的。伦理是民族意识中的主要构成因素,而道德却是指个体对伦理普遍原则的主观的、自觉的行为或意识。新时期小说人物伦理与道德的复杂关系,表现为道德的多向性。就表层次考察,主要有向传统伦理观念贴近、认同以及与传统伦理观念相冲突两大倾向,在每一倾向之中,又有深层次的极其复杂的文学思潮动因和道德评价的多向性。     

论传统文化视域中的老舍

作为中国现代这个特定社会中出现的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老舍的价值不仅在于他创作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而且在于他的身上承载了悠远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与改造。主要从老舍本人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精神,老舍作品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以及老舍的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三个方面来论述老舍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探索作家的精神之旅。     

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及其在当今的重建与调适

本文从劳动伦理道德、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社会伦理道德及宗教伦理道德四个方面,对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论述.文章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必须对民族传统道德进行重建与调适,通过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道德中的合理因素,批判否定其守旧落后的观念,建立起与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规范体系,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人文力与实践理性

伦理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它对社会经济、文化具有何种功能?本文运用人文力理论,对中国伦理的人文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人文力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力,它是中国伦理精神逻辑结构的四要素之一,中国伦理精神的人文力表现为:社会伦理的人文力,个体道德的人文力,有效合理地调节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之间矛盾的人文力。中国传统伦理人文力的特殊品质在于培育了人伦的凝聚力,以及与此相匹配的向内探求的伦理与道德性格。     

“自力”伦理的品格及其界限——以基督教的“他力”观念为背景

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他力”伦理,以信仰为基础,凭借上帝的救赎力量来成就人的道德世界;儒家伦理则是一种“自力”伦理,认为人可以依靠自身的道德努力,在现世实现“天命在身”的超越追求。儒家伦理这种天命在身的情怀和自我的道德努力,一方面构成了儒家信念中的伟大要素和高贵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由于天命与人心的一体化,最终使得天命丧失了绝对超验的资格,使儒家对最高价值的追求陷入困境。因此,借鉴基督教的他力观念,反思自身的文化局限和观念缺失是很有意义的。     

价值失落后的国民性追问——老舍小说"空儿"意象解读

空儿在老舍小说《我这一辈子》中两次出现,它实际上是弥漫在老舍许多小说中的一种普遍情绪。它是主人公积极价值在现实面前碰壁后对原有价值的放弃而在心里留下的追求空白,它又是将原有积极价值向敷衍的为人处世国民性格的转变。内心里留下了空白,行动却表现为敷衍。敷衍是众多国民性格的共有特点,它既有现实生存压迫的直接原因,也有传统文化传承与人性需要选择的内在根源。填补价值空白,回归积极人格的最佳途径是教育。     

老舍作品中"自杀情结"透视

老舍笔下的自杀者有着近乎一致的共同特征,老舍对他们不仅同情,更多的是理解和赞赏。他们身上寄托着老舍对中国古典文人传统的人格理想的继承与对西方文化哲理的吸纳,透射着老舍的生命观念与人格理想。     

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经验

抗战时期是老舍写作生涯的重要转折期,文艺大众化又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学面临的首要难题,这个话题的提出和运作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老舍的写作走向。通过分析老舍抗战时期参与通俗文艺写作和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的经验,讨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和老舍的写作走向的相互关系,并且在老舍的庶民身份、性格因素上寻找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元点,面对新世纪,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利于人们充分利用文化的整合、激励、凝聚的功能,构成推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动力。20世纪剧烈的社会变革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颠覆了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化结合,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古空间绝后的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民族大融合时期,儒家以"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念追求华夏文化一体、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各民族人民及政治家认清历史发展潮流,以自觉行动实践儒家"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极大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论依玛佐夫诗歌、小说中的民族文化精神

依玛佐夫是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语言文学家,他的文学作品体现出东干族多种文化相融合的民族文化精神:东干族信仰伊斯兰教,生活在以游牧民族为主的中亚地区,因此,伊玛佐夫的文学作品中首先反映出伊斯兰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影响;东干人从小学习俄语,使用俄语和东干语两种语言,因而伊玛佐夫作品中透射着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东干族是中国移民,在生活中保留着中国的风俗习惯,所以伊玛佐夫作品中还留有中国文化的印记。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及其伦理文化基础

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深层次分析,它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能不涉及它的伦理文化基础问题。儒家理论文化的长期浸润和影响,使得中国成为一个"礼仪之邦"式的"道德大国",传统的伦理精神养成了中国人习惯和善于从道德上论是非、解决纠纷和争端的思维定式,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完善提供了深厚的伦理基础。     

重释《论语》：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孔子的政治与文化哲学理路是“道”,即“秩序”。孔子学说的根本特点,在于以文化关系为本来规范政治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以具有先天属性、第一性的父子关系来类推、规范具有后天属性、第二性的君臣关系。这实质上赋予了君臣关系以父子关系的伦理属性,从根本上稳定了传统的君王政治体制,实现了孔子之“道”。近现代以来,随着君主制度的消失,儒家文化的政治文化伦理不再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祛除其与君王政治体制相关的各种文化伦理。而儒家其他方面的文化规范,至今仍具重要价值。     

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

从传统伦理思想、鲁迅的死亡意识、以及他的＂鬼气＂观三方面进行探讨,指出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一个＂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