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村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社会群体迅速崛起,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村庄是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私营企业主社会责任的最新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农村个体与私营非农经济发展、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必然;又是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经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的产物;也是村民的发展期待、村庄的维权期待、派系的利益期待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潜规则及其法治矫正探析

"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即为规范社会行为之主要方式.作为一种滋生不正当利益的负面规则,潜规则的出现与蔓延会削弱法治.潜规则是一种潜伏于显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的规则,潜规则具有其自身的运行模式,以谋求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法治视野下潜规则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又有法律原因、利益原因以及社会原因.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通过法律公平分配利益、运用权力制衡压缩潜规则空间、增加交易成本,能够削减潜规则的发生.     

农民工的非正式利益抗争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分析

在农民工维权研究方面,无论是"对策法学模式"还是"民工维权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要是在正式的既定法律框架下来研究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这就造成现有研究成果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农民工非正式维权行为的长期普遍存在.通过对"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法律分析可见,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运行于非法律的社会机制之中,正式法律的作用极其有限.而这种非正式利益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的政治化博弈.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军队建设与发展中的利益博弈及其规避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数学、信息科学、物理等工科领域中多有运用.在军队中,集体与个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交织着相互纠缠的利益关系.基于博弈理论的经典模型和案例,通过数理推导和剖析,综合分析军队建设与发展中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博弈方式,探讨不同利益主体间非合作博弈的趋利避害治理之道.     

土地流转对农村阶层冲突的影响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实质上是一个农村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再分配过程,是农村各阶层围绕土地利益所进行的持续"博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各阶层由于在土地流转利益上存在不一致,因而也必然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利益不一致是阶层冲突的根本原因;争吵是阶层冲突的主要解决方式.因此,要科学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建立农村新的利益协商机制;二是要加大中介组织的建设力度;三是要积极培育农民维权组织.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乡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Y村的调查

分析陕西Y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过程可见,乡村政治精英权力的变迁一般经历三个阶段：权力建立阶段——身份性权力、权力发展阶段——能力性权力、权力强化阶段——契约性权力,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导型权力的阶段性、各权力类型的相互依存性及角色转换和权力变迁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体制的安排、资源配置方式、乡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精英个人因素等,其权力变迁与村庄发展相关,实践逻辑包括：规范政治精英的权力变迁,发挥它在村庄发展中的具体功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加强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监督力度。     

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

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是否具有"政治性"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政治".长期以来,政治被视为精英们的事情,因为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正在向这种主流的"政治观"提出挑战,底层政治实际上也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     

构建化解"乡域政治"中多元利益冲突的法治机制

在"乡域政治"中存在着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中突,如何化解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多元利益冲突问题是"乡域政治"的核心内容.现存的利益冲突化解机制有着行政化、非法治化和民俗化的缺陷,不能真正化解多元利益之间的矛盾纷争.因此,乡村"善治"的基础在于:加强"以法治乡"理念的养成;乡镇政府由"权力型"向"法治型"转化;基层法院由"司法行政化"向"司法独立化"转化.     

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权的行为逻辑出现了新变化,当前乡村基层政权运转正遵循着"不出事逻辑",其核心表现就是消极和不作为.这种逻辑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体制根源.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乡村基层治理进一步陷入困境,农村社会更加失序.为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重建地方政治及重建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连带关系,坚持讲政治、讲正气、讲原则,使得乡村治理回到正轨上来.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得精英群体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主轴的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更加规范化。     

利益博弈与政府缺位--以H省D市旅游汽车市场为例

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各种利益主体利益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的逐利行为广泛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章结合个案,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在现有制度下,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个利益主体如何围绕各自的利益进行复杂的相互博弈。这里既有企业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无奈,也有政府部门的权力寻租和规避责任的消极作为。由于显性博弈与隐性博弈相交织,使D市旅游汽车市场处于无序的非正常状态,给各个利益主体带来大量资源上的浪费和福利损失,暴露出政府在制度、监管、责任、服务和理念多方面的缺位。为了使这种利益博弈规范化和有序化,并达到动态平衡,有必要调整现有制度设计,并弥补政府的多方面缺位。     

"精英俘获"与"全过程民主": 乡村振兴政策"基层空转"的归因及其反转策略

乡村全面振兴得益于政策的推动,但政策落实的关键在基层.目前,乡村振兴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存在选择性、表面化、敷衍式等"基层空转"现象.透过"精英俘获"理论视角,发现乡镇政府被动俘获、农村精英主动俘获与普通村民认同俘获是造成政策"空转"的内在原因.为此,应采取加强乡镇政府政策服务公信力、重塑农村精英的村级服务环境以及培育普...     

城市运动中的地方政府与社会——基于N区业主维权案例的分析

业主维权已经成为当前城市抗争运动的重要形式.对S市N区三个城市业主维权案例的观察,发现在城市业主维权运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与维权精英的博弈中采取了区分性回应策略.而策略的选择受制于三个变量:维权事件的起因与性质、维权领袖的构成、维权者的行动策略.研究还发现,新社会阶层和离退休的老年人日渐成为维权行动的主体.地方政府利用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变换各种策略,如吸纳与协商、压制与分化、组织动员与利益补偿等,用以平息不断加剧的业主抗争行动.     

村民选举中村庄精英的信息接受心理

自古以来,村庄精英就是国家与乡村联系的纽带,他们既是村民利益的庇护者,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递者.在村民选举中,村庄精英由于其"舆论领袖"的身份,其信息接受心理将直接影响政府和候选人的信息传播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精英群体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广泛而深远的,其中最为突出和严重者主要表现在: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一个"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规范化。     

农民上访:利益表达的网络化及其治理——基于网络政治视野下的田野考察和讨论

随着2000年的"网络社会"在中国的崛起,通过近十年的发展,农民也逐步开始利用网络进行维权。在这样的语境下,通过网络政治视角去审视了农民的利益表达网络化的行为及其又该如何治理的问题。对此采取了网络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了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样本分析。研究得出,一方面,农民的利益表达方式的转变是现实社会的利益表达不畅所致,更是网络的特性所决定的一种表达利益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平息上访和维权不能是"头痛医脚",而应该是从现实层面解决,并且对于作为网民的农民而言,应该注意法律所规定的言论与行为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