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社会结构下的“国家权威—关系权威”模式与经济绩效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社会结构"的概念.文章引入该概念,并结合政治学和社会学对权威的定义,扩展了经济学中的权威含义,通过定义"国家权威"和"关系权威"为中国转轨时期经济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作者认为,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在生产要素市场没能发挥有效作用之前,由国有部门控制的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关系权威的方式来进行配置的,这一特征只有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才能慢慢减弱.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辩证关系

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国家对内负责规则的制定和秩序的维护、对外负责本国的安全,建构社会化模式;而社会中人口因素、弱势群体、文化习俗又会对国家政权及政策发生影响。     

健全的公民社会：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可能性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实表现在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利等各种权利的状况也日益得以彰显和改善。健全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要实现国家转型,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正常发育的公民社会,使社会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波动而失控。     

公民社会发育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意义探析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得重新建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成为必须。公民社会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意义表现在四个层面:重构社会与国家关系,型塑现代国家;为民主的国家建设提供社会基础和条件;确认个人的价值与公民的社会地位,推动政治文化的转型;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基于村民自治的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博弈研究

1982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在国内已推行了20多年。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受到了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它在权力来源、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影响村民自治运动,甚至操纵法律权威。但乡村权威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并不只有负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制度和相关法律保障的方法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促进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

权威认同是关于创造性的一种主体意识。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渊源于现代社会的自觉创造。创造力的减退,导致了现代社会权威认同的危机。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社会二元化

国家和社会分属两类不同的组织形态 ,性质和职能并不相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要求和促使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 ,并由此导致在我国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从一元化到二元化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和互动发展 ,又反过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更加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中国模式”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反思与前瞻

“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表现出的显著特征,国家推动的发展战略以其“后发优势”引世界所瞩目。但是转型社会引发的复杂社会问题也在检视和挑战国家权威,国家自主性的合法性基础不仅体现在经济绩效上,而且更要体现在民众对国家的深度心理认同之上。国家自主性如何维系、如何克服自主性自身的悖论、如何吸纳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改革需求成为探讨中国发展道路必须要解决的时代难题。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领域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放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背景下来理解,更有助于把握其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要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在干预经济、干预市场时必须依法进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实现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之差异性分析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二者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本基础，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关系状态为背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并有着不同形式的组织载体。     

市民社会与国家:浅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近年来,关于市民社会及其同国家关系的讨论日趋炽盛,本文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基础,剖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内涵,并进而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思想。     

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权利——兼评我国近年来的市民社会话语

我国的市民社会话语一开始就是一种规范性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事实上,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既有解放性,又有它的欠缺性、压迫性,就如同国家既有压迫性又有保护性一样.从维护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关键是如何防止市民社会的压迫性和国家的压迫性的重叠,进而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解放性、保护性来克服、遏止它们的压迫性.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     

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

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倾向,即国家(state)的责任和功能大幅度扩展,而民间则一再退缩。勾勒这一倾向在清季的兴起和推进。简述国家由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变,侧重国进冲击下社会的巨变,特别是以道为依据、以士绅为主导、以公产为基础,由各种公共会社构成的公领域,在国家步步进逼下被迫淡出。造成一个根本的转变,即很多过去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落到国家头上了。在国家和社会各自及相互的转变中,国民也面临着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不能不重新定位其与国家、社会的相应关系。这一仍在进行中的变化进程,也明显受到国进民退的影响。     

公众舆论：沟通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桥梁——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为视角

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社会,此矛盾体中必然存在着差别与冲突,在其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又相互促进,最终达到社会的相对和谐。和谐社会是以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和谐为其前提和保障的。然而,我们很遗憾的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市民社会始终处于发展的不充分雏型阶段[1]。市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