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与空灵

喜欢听故事是人类及其孩提的天性 ,长期以来 ,中外儿童文苑始终向往故事情节的传统魅力 ,始终把情节的趣味性视为一条不可更易的美学原则。但是 ,改革开放促使西方现代文艺观念登陆中国之后 ,少年儿童的阅读兴味和作家对于生活的审美标尺相应发生了巨变 ,造成昔日传统文艺观向新文艺观的嬗变 ,造成儿童小说从注重情节向淡化情节的转移 ,造成文学空灵美现象的频频发生。昔日那种形式单一、表现手法陈旧和艺术风格呆板的弊病 ,终于透过作家们的创新突破而得到救治。     

童真时代的抒写与自我情感的表露——对话儿童诗人王立春

辽宁儿童诗人王立春的儿童诗歌创作始终将儿童情感、儿童情趣、儿童话语融入诗句之中,能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将作家的文学观、艺术观、教育观渗透到孩子成长的各个年龄段,创作了包括低龄段儿童可以阅读的儿童作品,在以小见大的主题挖掘中,既体现了作家在创作中向儿童本位倾斜的创作态度,也形成了当代儿童诗歌创作的技巧和风格.     

中西合璧:金庸小说艺术创作特色

金庸小说的艺术创作不但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还受到西方文艺的深刻影响.而其描写的复仇情节,则是西方文艺的思想元素和表现形式,与中国传统小说写作手法融会贯通,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思想性和可读性.     

左翼作家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1930年和1932年,左翼作家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内部讨论.讨论者对于倡导文艺大众化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分歧的焦点体现在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如何处理语体文的大众化与欧化的关系.回顾这次讨论,有助于理清中国现代文学从启蒙话语向革命话语转型的内在逻辑,弄清五四文学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何受到质疑、如何被辩护,廓清语体文的大众化与欧化的关系.     

坎坷曲折的创作道路——浅析丁玲一九三六年以前的小说创作

丁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广影响的作家之一.她的坎坷曲折的创作道路,历史地证明了她始终是朝着革命方向大踏步地迈进着.她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民队伍中间.她是经历过许许多多严峻考验的忠诚于党的文艺路线的勇敢战士.     

噩梦营之旅

R.L.斯坦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惊险小说作家。斯坦出生于1943年,他9岁开始为小伙伴们编写故事,大学毕业后长期担任一家儿童幽默杂志的编辑和主笔,创作了许多颇受小读者欢迎的儿童幽默作品。此后他成为专业作家,其代表作就是由130多部作品组成的“鸡皮疙瘩系列丛书”。该丛书自1992年起陆续问世,至今已被译成31种文字,全球销量近2.2亿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评为历史上销量最大的儿童系列图书。斯坦本人则于1994-1996连续三年被《今日美国》评为作品最畅销的作家,1999年又被评为英国最受儿童欢迎的作家。斯坦的作品往往将传统幻想和惊险手法与当代科幻相结合,以情节结构奇特著称。《噩梦营之旅》是该丛书中的一部,上述写作特点也同样在这部小说中得以体现。     

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辉旗帜——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正出现一片前所未有的蓬勃气象;在党的关怀下,文艺之花重又繁荣生长,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灿烂美景正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充满希望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四十周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辉旗帜.它不仅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深刻地和彻底地解决了文艺和工农兵根结合的问题,而且还规定了我国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使解放区的文艺和我国的革命文艺事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我国文学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质变性的跃进.从此,我国革命文艺进入了新的人民文艺时代:为工农兵和表现工农兵的时代,作家和群众、文艺和群众、革命文艺和文艺传统开始结合的时代.     

论民俗文艺在艾特玛托夫小说创作中的重建

民俗文艺从继承向专业创作过渡,除了在专业创作早期及某些情况下有较多演义式的复现、升华外,大多数民俗文艺进入专业创作中,就不再保持原型的本来面貌。它在文学家笔下,不仅产生新的排列组合,而且“脱胎换骨”,进行了重新构建。这种重建,既是专业文艺继承和发扬民俗文艺的优秀传统,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又是专业文艺独立成长,表达作家个性情感的需要。     

从"现代"到"传统" ——曹禺剧作的审美嬗变

曹禺前期剧作中充满了对传统和秩序的反抗与颠覆,追求个性独立与个人自由,标榜个性,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而受作家自身原因及家庭、社会原因的影响,自<北京人>开始,曹禺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戏剧情节在美学意味上发生了明显转变,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的倾向.     

鲁迅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流派

鲁迅是一个文艺革新运动的战斗者,他从提倡革命浪漫主义文艺转而成为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身子始终坐在现实主义的营盘里,是无可置疑的.可他的目光所到、心手所及却极为广阔和深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现代派文艺,也最敏感地反映在他的整个文学活动中.当然,他对现代派文艺的关注、研究、译介和评论,是受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所制约的,但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的深入和发展又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流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忽视这方面的研究,对他的现实主义的理解也就难以深入和更全面的把握.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一考察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