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衣帽取人”

中国古代,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服饰装束。因而有"只认衣冠不认人"、"衣帽取人"之说。布衣身着布衣者,为平民百姓。"布衣"是平民的代称。     

试论古代中国“县政”之弊

古代中国的"县大率方百里、人口万户",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由于它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同时又受制于地方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成为存在制度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农民最直接、社会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变态的"尾大不掉"问题。     

从“神”到“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轴心突破

轴心期是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概念。在轴心期,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和自身的价值,出现了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精神自觉。在轴心期的的中国,也出现了人的觉醒与精神活动,对人格化的天命鬼神的盲目崇拜逐渐被人的主体价值性所取代。人在政治中的作用得到凸显,政治视角的重心从原始的鬼神天命落实到人的身上,人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中关注的中心。正是在这种政治视角的转变之下,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出现了一种轴心突破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轴心时期。     

试论从“酉”之字和中国古代的酒名

本文通过对从"酉"之字的列举,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各种酒名,希望对汉字文化学和汉语词汇学提供有用的资料。     

论北美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两种取向”

北美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两种取向:"冲击—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观"。前者认为中国文论的发展进程中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在外来冲击下才能引起,片面夸大外来影响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试图以西方理论来置换中国文论;后者着意强调中西文学思想间的异质与对立,凸显中国文论本身的特殊性,但这又容易滑向文化相对主义,否认中西间的可比性。放弃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在尊重差异的前体下,充分认识两种文化各自的特质,通过平等对话与交流,实现互识与互补,方可扩大对文论根本性问题的共识。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江山之助”

地理环境、生态景观对文学艺术的制约和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艺家、批评家经常讨论的课题之一。“江山之助”便是古人对自然与人、文关系深入思考的理论结晶。 作为一个文艺生态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江山之助”一语由刘勰铸成,《文心雕龙·物色》有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自此以后,历代文论、诗论、词论、曲论、乐论、画论等等,对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女侠之“智者”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一些以聪明才智而著称的女侠,如李寄、红线、谢小娥、水冰心、刘慧娘等人。她们可谓是女侠中的智者。     

中国古代之民法——“礼”——从民法的本质谈起

从20世纪初至今,学界对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对该问题的两种相对的立论反映了近代以来对中国法律本土资源的不同认知。我们首先从无民法论之立论角度,指出以西方近现代民法之概念为视角的不妥之处,从民法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指出中国古代礼即为民法。     

从西周诉讼制度论中国古代刑、民诉之区分

文章认为，我国西周虽然刑诉胜于民诉，但并非民、别不分。其实，在西周已分设了不同的执掌刑、民案件的司法官吏，分别以＂德＂或＂威＂为其理论出发点，按照不同的诉讼程序，办理各种不同的刑、民诉讼案件。     

中国古代诗学的“诗本体论”——中国古代诗学札记之四

关于诗的本体问题,也就是诗歌作品到底表现什么的问题,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一个纲领性问题,一代代哲人为之倾注了智慧才力,几乎所有诗论都有涉及,形成了诗本体的探索体系。纵观之,有“言志”说和与之相对立的“缘情”说以及情志协调、生动统一的“情志合一”说,而且几大体系构成一种自然的逻辑进程,显示了诗本体精神的自觉和人的认识的深化。“诗言志”主要是儒家政本主义文学理论纲领,其“志”的丰富内涵往往被人为地蒸干或抽象化掉,于是有“缘情”说的重要纠偏、矫枉过正,构成对立。而在经历了这双重否定之后,才趋于自觉和成熟,发现了它们本身的丰富性及其紧密的互通关系。由对峙走向融合统一,并发掘出新的内容,是古代诗学本体论的展开方式和成熟特征。因此,可以从总体把握,中国古代诗学并不把对客观事物的如实模仿当作诗的本体,更不把模仿的技巧技艺当成本体,而是始终当成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形成了与西方诗学迥然不同的特质。     

对中国古代之“天”的价值论阐释

人在世界上存在,为了应付各种环境压力和生存压力,他们必须要有某种生活的理由,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之一,这就是生活与活着的关键区别之一。人除了物质需要来维持新陈代谢的生命外,还必然有精神需要来说明或解释人为什么要去维持这种新陈代谢的生命,为什么要去忍受生活的苦难和困顿.由此,在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看来,“天”不仅是人     

从美国“八爪鱼”案反观中国内幕人之认定标准

围绕我国现行证券法下内幕交易认定主体方面的疑难展开,从司法、立法、执法角度研究分析域外法律实践,认为对内幕人的界定以内涵为首要,外延在其次;内幕人应当采实质界定,即有无知悉内幕信息。而外延的展开,采概括式立法;主体界定应从对内幕信息的占有或知悉的角度展开：即知悉（possess）内幕信息的人,且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信息为内幕信息;在直接内幕人的分类下进行细分,以业务合同关系、监督管理关系、亲属及其他密切关系为标准,概括具有典型性的直接内幕人的子分类。信息受领人的范围不限于“第一受领人”。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境”、“意象”辨析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十分重要的审美范畴。关于意境的称谓，常出现将意境、境界和意象混为一谈的现象。这三个概念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文章将对此做一探讨。“境界”这一概念由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使用、强调和《人间词话》的深刻影响，似乎有等同和替代意境的倾向，同时，诗歌的基本单位——“意象”概念也由于没有明确的界说，而常常与意境等同。这三个概念都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且相互之间很难清晰的切分，三者既有密切的联．系，有重合，但三者的基本特征和使用范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     

中国古代诗歌“理”与“趣”之成因探析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诗歌犹如长江大河，以其巨大的容量哺育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维系着色彩斑澜的民族传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源泉。《毛诗序》中写道：“正得失，动天地．撼鬼神，莫近于诗．”在所有文学体裁中，诗歌最接近人们的生活，最为人们所喜爱，最有群众性；在所有的思想情感表达方式中，诗歌最艺术，最快捷，最易传诵。从诗歌创作的源头─—《诗经》，到诗歌发展的高峰——唐宋时期，我国曾数度出现过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形成了诗歌创作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联的盛况，孔夫子就曾告诫他的孩子：…     

中国古代“习”、“行”教育思想初探

古文中的"习"和"行"二字都有做、实践之意,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中关于"习"、"行"的思想从教学思想上体现了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和从实践中获取知识;德育思想的"习"、"行"则蕴含着言行一致的德育原则。反思现在,这些宝贵的教育精髓对现代的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之“厦”——《中国古代文论类编》评介

<正> 哦,这是一座多么宏伟壮观的大厦!读过《中国古代文论类编》(贾文昭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类编》)这种感觉就油然而生。《类编》的编者不仅是辛勤的工匠,耐数番寒暑,从卷帙浩繁的经籍注疏、书目提要、碑文别传中探奥勾玄,摄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而且更象独具匠心的建筑师,构建了一座浑然一体、巧夺天     

从古代的“天人学”到现代的“人天观”

古代哲学理论中就有天人关系的论述 ,有“大宇宙”、“小天地”之说等。马克思主义人天观是讲人和环境、人和宇宙相互关系的理论形态。宇宙学中的人天之谜还需要人们继续探索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而这正是我们揭示文学语言符号奥妙的一把钥匙。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思维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形式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