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评估到监测:社会稳定风险应对的新策略

当下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频发,迫切要求加强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目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主要集中于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然而实践成效尚有不足,一些被评估为低风险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其根由在于,不仅政策决策阶段可能孕育社会稳定风险,政策执行阶段本身也有可能不断酝酿和产生新的社会稳定风险。因此,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有必要延伸至对政策执行的风险监测。社会稳定风险监测机制的核心是通过监测政策对象态度等因素,预测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的可能,以便及时提供预警信息,防范和阻遏各类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     

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监测机制法制优化

特大城市的社会风险监测机制由互联互通、信息报送、情报合作、分析评估及定期审查等机制组成。当前,我国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监测在风险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信息的报送、风险情报的合作、风险信息评估以及定期审查等各个机制中存在诸多的合法化危机。本文在对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监测阶段的各项机制进行界定和深入剖析所面临的合法化危机的基础上,通过梳理、总结、借鉴纽约、东京、新加坡、伦敦等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监测机制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优化我国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监测机制法律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总体思路和具体路径。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社会风险透视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的市民化显得十分重要,在对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郊区农民市民化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取得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后,居村农民市民化的议题也越来越备受关注。然而,处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新型社会风险已经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层面,居村农民市民化必定会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因此,十分必要确立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新型社会风险意识以及建立并完善相关的风险应对机制,以保证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顺利进行。     

风险社会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舆论风险

本文在风险社会的理论框架内考察当下中国的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引发的舆论风险问题.当下中国所面对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是由中国自身发展所引发的内生性风险,二是由全球化进程中转嫁而来的外部风险.笔者认为,环境污染发现固然需要重视,但由环境风险引发的舆论风险更不可忽视,因为这种风险对于中国当下及未来发展的影响甚大.对于这种风险,中国在思想意识、制度安排以及实践操作方面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论传媒的宣导抚慰功能及其社会责任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和手段,传媒主要通过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建立和巩固信仰、社会暗示及教育等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传媒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社会控制的正功能,也有破坏社会稳定的负功能。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传媒有责任把民众的知情权放在首位,有责任及时、客观充分地把信息报道出来。     

现代社会风险背景下生命价值观的重构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全球化和日趋扩大化的核风险、科技风险以及异化的自然风险造成了个体的“本体性安全危机”和“存在性焦虑”.个体化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个体生命体验中缺乏社会意义感和归属感;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又形成了个体生命责任感的匮乏;而在现代社会风险不确定性的压力之下,甚至出现了对本体生命敬畏感的缺乏和对生命终极价值追求的放弃.因此,需要引导个体了解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和有限性,进而敬畏生命、珍爱生命;引导个体了解生命的社会归属性和责任性,帮助个体确立一种积极应对风险的现代生命价值观.     

论风险社会中的科技风险

从风险、风险社会、科技、科技风险等几个基本概念入手,探讨风险社会和科技风险的形成和发展、特点及其相互关联等诸多问题,继而进行哲学反思,最后分别从政府、科学家和公众等三个层面进行对科技风险的社会控制分析。     

转型风险社会的特点及风险控制

在总结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从本土视野出发,提出了转型风险社会这一概念。认为我国转型风险社会主要表现为风险的复合性特征,其中结构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更为突出,并从复合治理的视角,探讨了转型风险的控制。     

转型风险社会的特点及风险控制

在总结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从本土视野出发,提出了转型风险社会这一概念.认为我国转型风险社会主要表现为风险的复合性特征,其中结构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更为突出,并从复合治理的视角,探讨了转型风险的控制.     

风险社会中的文化变迁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全球性的风险也越来越多,我们已完全进入了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的重要地位及它的重要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无法估量的风险,如何消除和转移风险带来的危害性,掌握和了解处于风险社会中的文化变迁的特质,就能对风险有个一个充分的认识.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治理原理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但是,在人类所面对的风险中,绝大多数风险是由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生产出来的.由于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在生产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风险分配的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成功地把自己所遇到的风险分配出去,让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去承担更多的风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合作应对风险的社会.     

论维新变法时期公共传媒的社会政治功能

戊戌维新时期报刊、学会的广泛涌现是与当时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历史背景紧密关联的。它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维新变法的工具和实践手段,尤其在舆论导向、公众参与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     

风险社会中传媒协助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思考——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视角

"风险社会"的宏观背景导致了社会矛盾丛生,而民众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又加剧了矛盾的持续恶化,群体性事件陆续被激发。然而,由于媒介化社会中大众的形成、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及传媒自身具有的特点,又为传媒在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了用武之地。通过构建正当性和搭建公共领域的种种努力,传媒势必可以在消减社会公正失衡感、保证风险分配的公平正义、打造风险社会的预警机制等方面作出贡献。     

风险社会中刑法功能研究

法律以社会为基础,法律的形成发展及其功能进化与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种风险日益增多。刑法作为至关重要的风险控制工具维护秩序的功利导向日渐凸显。为此,必须对刑法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进行科学定位,本文探讨了刑法功能转变的理论基础、风险刑法功能转变,并对风险刑法的功能风险进行了阐发。     

风险与回应:风险社会中的高等教育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各领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挑战。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的高等教育,亦面临着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风险社会之中,一方面高等教育应适应社会发展,就必须顺应风险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要促进社会发展,即积极变革自身,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高等教育应在不断适应社会的变革中获得生存,在引领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取得发展。     

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现实困境

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媒介垄断的加剧和商业化的泛滥,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新闻自由主义理论,一个强调媒介责任和义务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主张通过新闻界的自律、政府的干预和公众的监督,促使新闻界实现负责任的自由.然而,在这一看似行之有效的体系下,依然存在着诸多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困境,包括对责任的界定存在分歧,自由与责任之间难于权衡,新闻界的自律面临挑战,理论向中国的移植面临本土化问题,以及技术的进步导致责任主体发生变化,等等.     

两岸政治互信中的传媒角色、功能及前景

传媒是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的桥梁.由于当前两岸关系既共处于和平发展的同一开放系统,又受彼此相对独立子系统的制约,两岸关系视域下的传媒角色因而呈现出复杂面向:其一,它作为“信息”,表现出“建构真实”的力量;其二,它作为“资本”,推动着两岸共同市场的整合;其三,它作为“意识形态”,是两岸政局与体制的符号化象征;其四,它作为“交往环境”,架构出两岸双边对话的共同意义空间.作为文化、经济、政治三者力量相互牵制的“中间地带”,两岸视域下的传媒被赋予了多重角色,同时面临着功能实践上的困惑.为突破这一困境,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实现两岸均等传播权利、优化两岸传媒共同市场、探索两岸意识形态对话空间、深化两岸命运共同体内涵等方面开拓传媒在两岸交往中的前景.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马克思

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人物吉登斯和贝克认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是同一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个生产过程暴露了为它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潜在矛盾性和自裂性。作为经典的社会学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理论也是现代社会理论架构过程中跨越不了的门槛。同时,吉登斯和贝克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观的批判,来解释其＂错过＂了＂风险社会＂课题的原因。虽然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确实没有直接论述风险社会的专题,我们必须要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审视当代风险社会理论仍然蕴含着数个重要的视角。     

浅论传媒伦理问题存在的社会根源

传媒作为一种技术,本身并非是中性的,而是具有多重的价值取向。传媒在其设计过程中就是以一定的政治理性体现出来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在此之前就被设定为一个目标。在社会转型时期,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化,促使传媒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介质或社会文化装置的体现,而且是各种重要社会功能的高度集中。其中,传媒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凸显,为传媒伦理问题的生成与存在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