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于至善：朱熹的编辑审美追求

朱熹是孔子之后集理学大成的思想家，也是继孔子编辑六经之后出现于南宋的又一儒学编辑家，一生编辑、刊刻、传播了大量儒家经典。其编辑的儒家经典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深远。作为编辑家，朱熹将“止于至善”的编辑审美追求贯穿于其编辑活动的全过程，追求内容美和形式美的有机统一。“明道”是其选题内容美所要达到的目的，“至善”是其内容编校美追求的目标，同时在书籍形式上追求版面编排的和谐美、字体写刻的神韵美、插图形象的直观美、封面设计的雅致美。朱熹通过编辑儒家经典以书传道，最终完美地建构起集大成的理学思想体系。     

朱子学派与南宋出版

在中国出版史上,朱熹及其门人开创了学派刻书的先河。作为当世大儒,朱子躬亲领导刻书出版,对于福建建阳、漳州,以及江西南康等地乃至整个南宋的出版业,无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朱子门人活跃于闽、浙、赣、粤、湘、鄂、川各地刻书,形成了群体从事出版的规模效应。以熔铸新儒学为目标,体现了重新诠释与整理儒家典籍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是朱子学派刻书的显著特点。     

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及其倡立孔教的活动

清末民初 ,康有为出于保国、保教的现实需要 ,根据自己独特的宗教观 ,利用儒学与宗教的某些相通之处 ,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探索 :他“援西入中”——实现儒学的近代化 ;“纳儒入教”——实现儒学的宗教化 ,其所设计的大同世界 ,堪称为孔教的彼岸 ,这使儒学发生了质变 ,一定程度地适应了近代社会。甲午战后 ,为实现立孔教为国教的理想 ,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均告失败。其倡立孔教活动失败的必然性值得深究 ,孔教设想的思想价值不可抹杀     

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

“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但儒家教化的形上学基础是理性人文义的“哲理”,而不是单纯信仰义的“教理”。儒学并未独创一套为其自身所专有的仪轨系统,它所据以施其教于社会生活的仪轨系统,就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普泛生活样式的“礼乐”。这种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具有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它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儒学的教化,可以称作是“哲学义的教化”。儒学作为“哲学”,其思想的视域是实现论的而非认知性的。     

“鲁学”初论

<正> 1.“鲁学”的涵义:区域儒学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学的发展不只是纵向的传授、祖述,另一个具有同等意义的发展方式,是儒学在地域上的传播、拓展。纵向的传授,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构建起绵延不绝的发展世系;横向的传播,由鲁播及卫、宋、梁、齐,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拓展了儒学的覆盖面,形成广袤的“儒学文化圈”。研究儒学,不仅要研究儒学递嬗的历史,研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朱熹等儒学巨擘的思想,也应研究一下儒学的地域传播,从空间观上来把握、体认这一伟大的文化事象。     

“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从“朱熹是荀学”说起

如何把握荀子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看待荀子和朱熹之间的思想关系,是儒学思想道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牟宗三、李泽厚提出“荀子与朱子类似”、“朱熹是荀学”的论断。如此将朱熹与荀子归为一类的做法突破了人们的以往认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荀子与孟子、宋明理学的关系。本文试从梳理、评析牟宗三、李泽厚关于荀子和朱熹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切入,说明“朱熹是荀子”论断的重要意义,从探究荀子与宋明理学思想关系中思考统合孟荀、重构道统的理路和可能。     

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语义辩证

宋代禅学对儒学的影响造成了儒学的神秘化倾向，它表现在程门道南学派静中体验未发、追求不可名言的直觉取向上。于是，以觉代知，并把人文奠定在私人性的直觉体验而不是公共性的、可以传达的知识的基础上就成了宋代儒学的主导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儒学，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禅学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朱熹通过对作为儒学道统精神内容之概括的“中庸”一词的创造性诠释，即把“中庸”定义为“平常”、“合理性”、“合逻辑性”，承诺了儒学在其本性上的可理解性。从而，克服了宋代儒学的神秘化倾向。由此，儒学在朱熹那里发生了成为理学、成为知识学的要求。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

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的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是:补官学之不足,纠科举之弊端;以书院为基地,发展儒学,宣扬理学,与佛教争夺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弥补失落的官学社会教化功能的缺失。     

胡适儒学观述评

在儒学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适对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作了严厉的批判,并坚决反对任何以儒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场合特别是在国际论坛上,胡适又多次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认真指出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由于这种反差明显而又强烈,导致当代学者对胡适文化观念的认识大相径庭,出现了结论相反的判断。如林毓生认为,胡适一贯坚持全面反孔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位“全面性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在某些场合所表示的对孔子、孟子和朱熹的尊崇,“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狡辩而已,是为了缓和他早期学说所受的压力”而“作出的修正”。而唐德刚认为,胡适对孔门儒学的肯定,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理学家”,是“儒家现代期”的“最后一人”。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胡适是一位“反孔非儒”的文化自由主义人士。 本文认为,胡适思想的表面反差,其实是对既定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复杂性的反映,就其实质而言,它除了表明胡适对儒学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外,几乎没有别的意思。为了全面而又准确地认识胡适的儒学观,继而通过儒学观去把握他的中西文化观念,就应当通过其思想言论去寻找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思想是     

近代儒学的地方性实践及其意义——以刘古愚的儒学改革思想为例

深居西北内陆的刘古愚,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声名斐然,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他虽未直接接触过西方,却以中国传统的教化哲学和实学为路径,自觉发展出了一套儒学的现代转型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传统儒学在不同地域发展过程中,与特定空间与文化环境互动所形成的地方性实践。刘古愚的思想代表着关学等地方性儒学并非“内卷化”的“地域儒学”,而是因时制宜的儒学地方性形态,这对于理解儒学在近代社会是否能够“内在地”产生转型动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试论朱熹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

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先秦以来儒学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影响较大的一位文化巨匠.本文就朱熹继承和发展儒学以及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谈点看法.一、朱熹儒学的新贡献(一)孔子儒学的贡献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开创人,而且开创了战国重知识、重人才的繁荣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难以估量.孔子儒学的贡献是创立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儒家学派.     

朱熹刻书事迹考

朱熹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学说。他所开创的学派被称为闽学，又称考事学派。由于朱熹长期生活在闽北，在此讲学和著书立说，晚年定居在建阳考亭，因此，以朱高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对南宋建阳刻书业的发展无疑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朱熹刻书，其目的有三。一是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其学术思想，以及整理前辈理学家如周、张、二程等人的著作，便于继承和发扬光大。二是解决其所办书院生员的教学用书。三是弥补其律禄之不足，维持生计。辅广到武夷山求学于朱熹。友人送其诗说：“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吸残羹。”’…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朱熹义利观评述

“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自孟子以来,没有一位儒家学者不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作为儒学的继承者朱熹自然也不例外。朱熹的义利观,主要本于孟子、董仲舒的思想,但他更注重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论证,给予义利以理学的解释。这一特点,不仅丰富了儒家思想,而且使义与利增加了新的内涵,体现了儒学在宋代的发展、深化。儒家义利思想遇到新挑战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论朱陆“无极”之辩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道学。道学原本儒学,尊崇孔孟,但它在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却是原始儒学(传统儒学)所没有的。道学至南宋经朱熹充实光大,是为理学。理学与北宋道学亦有不同。其特点之一,便是吸收了北宋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五行这一套宇宙生成论。其中“太极”被朱熹解释为     

认可、批判与误解:王夫之的老子观

王夫之继承了朱熹"老氏之学最忍"、被用来欺诈对手的论断,并引申之。在其儒学注疏中,直接斥责老子为欺诈之小人。但是,在《老子衍》中又不得不尊重其文本,同情地理解老子。于是,其儒学注疏与《老子衍》中对老子的评价便出现了张力。我们认为,这种张力源于他的儒家道统偏见和他缺乏对老子思想深邃性的认识。老子是从天之包容无为的角度,要求统治者仁慈、利物而不争,以感化天下。王夫之却执着于儒家的教化和儒、道的区分,将老子斥为异端小人。王夫之的矛盾态度揭示出,王夫之以儒家的人类福利教化为视角,是不能出于老子之上、切中要害地批判老子的。     

知府方体

宋代大儒婺源朱熹在宋绍兴以后，历任福建泉州同安主簿、武学博士、江西南康知军、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江西刑提、荆源南路安抚使、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漳州知州等等，当了九年地方官，四十多天的帝王师。朱熹为官，努力贯彻其儒学理念，不倦地向皇帝灌输“正心诚意、正心克己”之论。当地方官时勤于职守，努力赈恤，治理荒政，曾多次轻车简从，深入民间，了解灾情，劾罢了一批昏贪污吏，连上六道弹劾奏章，罢了丞相姻亲唐仲友的官。朱熹廉洁自守，     

论蔡襄的教化思想与实践

北宋的蔡襄接受了儒家的教化思想,提倡儒学,跻俗于礼是他教化思想的两个主要内容.在他担任地方官期间,把教化思想与物质基础结合起来,采取兴修水利,建设公共设施,举荐贤才,发展儒学教育与移风易俗的措施,教化当地的百姓.     

论近代日本的“孔子教”——以服部宇之吉为例

近代日本孔子教阵营参差杂然 ,而且其对孔子教是否是宗教的看法也五花八门。服部宇之吉是近代日本宣扬“孔子教”的代表人物。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提倡孔子教的目的在于护教、护国和辨诬三个方面。他宣扬“孔子教”的出发点是作为文化教育宗旨的“尊孔” ,其后逐步发展到将孔子之教解释成醇化皇道、维护国体的教化工具 ,最终沦为军国主义的鹰犬。服部宇之吉的思想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存在形态和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