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谈艺图》与桐城派的江南传衍

自道光十一年七月至十七年十月,姚莹一直在江南做官。他在政事之暇,交游名士,主持风雅。《谈艺图》就是他第二次代理两淮盐运使期间为纪念扬州谈艺韵事而绘制,反映了他与李兆洛、蒋彤、毛岳生、吴德旋、刘宝楠、刘文淇等江南文士谈道论艺的雅集盛况。由此图再联系到他从政江南期间以及仕宦江南前后的文化活动,可发现:姚莹居官江南,与其幕府宾客道艺均进,并表现出汉宋调和之态势以及强烈的重道经世之意识,这也昭示着江南学风与士风的新变。不仅如此,他还有力推动了道光年间桐城派的传衍。总之,这幅《谈艺图》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多重的文化记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思想艺术价值。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

灾荒与社会紧密联系,灾荒是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灾荒可以揭示出特定社会的许多本质内容,而社会对灾荒也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嘉道时期灾情严重:一是长江水患骤然加剧,二是东南各省灾害发生频次增加,三是特大灾害频发。为此,政府实行荒政,主要采取以工代赈形式,并积极鼓励民间赈济,可见这个时期救灾特征与特定的社会状况紧密关联,是特定时期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表征。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接受和传衍。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嘉道时期常州词派的组织形态

某个文学流派在诞生之初的组织形态、存在面貌对该派文学风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常州词派形成过程中,师徒传承是该派词学思想得以发扬和延续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将词人联结起来的重要纽带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友朋之间的交往切磋,它从内部和外部共同影响着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为常州词派的未来衍变埋下了具有预示性的因素。     

嘉道时期洋铜价格与银贵钱贱关系的考察

通过对19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洋铜价格的变化及洋铜在当时铸钱用铜 中所占比重大小的分析，认为嘉道时期不同身份的商人采办洋铜的价格虽然有升有降，但 总体是下降的，下降幅度并不大。同一时期洋铜自乾隆初期以降输入中国的数量 逐渐减少，到嘉道时期已占不到全国鼓铸用铜的十分之一。因此，洋铜价格的下降没有给铜 钱质量带来多大影响，洋铜价格的下降与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 。     

论清嘉道时期的社会危机

清嘉道时期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大量的流民游民群;二是大量的秘密结社。成千上万的流民游民,流离失所,生活赤贫,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求生存,打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了社会的急剧动荡;秘密结社从整体上看,借会谋生、借会敛财的经济色彩非常浓厚,很多敛财方式其实是一种抢劫,对社会构成威胁和破坏。大量事实表明:“不言利”的传统道德教条断绝了老百姓的谋生之路,是导致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     

桐城派传衍至江西的史学考察

江西新城是桐城派传衍过程中的重要区域,陈、鲁两大望族的世代努力极大地拓宽了桐城派的早期堂庑。桐城派传衍至江西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方苞为中心,李绂、蔡世远、雷■、黄永年等遥相呼应,推动桐城文章在江西的生根与传播;二是以朱仕琇为中心,陈道、鲁鸿、涂瑞、涂登等,形成一个稳定的新城学人圈,加速了桐城文章在新城的发展与兴盛;三是以姚鼐为中心,桐城文章在新城遍地开花,朱仕琇弟子尽数皈依姚门,在鲁九皋与陈用光的引领下,激发出"海内言桐城者,必益举新城"的盛况。     

孙星衍撰辑《续古文苑》的文坛意义

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文学总集往往富于推动当代文学典范转移的效用。清代中期学界对汉魏六朝文学文献的整理颇有成就,其中孙星衍撰辑《续古文苑》以接续《古文苑》、《文选》,有着复兴汉魏六朝骈文传统的当代文坛意义,不应仅仅视为辑佚学的成果。乾嘉时期,文坛上骈散消长之势加剧,孙星衍以汉学家兼骈文家的立场,并吸纳当时《文选》学的力量,在《续古文苑》收文体例中蕴含了个人化的骈散视野,尤其是大量入选汉唐碑碣,具有突破唐宋古文之习的用心。作为清代常州派骈文的领军人物之一,孙星衍对桐城派古文传衍之盛有所反思和忧虑,较早提出对以时文为古文的批评。《续古文苑》的撰辑与刊行,对常州派骈文风尚及当时文坛孕育新方向,有着发萌启豁的意义。     

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学术传承及影响

桐城派在二百余年传衍发展过程中,书院讲学起到了基因性塑造作用,而徽州紫阳书院、问政书院和安庆敬敷书院等,则是桐城派在安徽从事书院教育的主要基地.两地人才的培养、文风的培育、相互间文化交流的增多,与刘大槐、姚鼐等多年主讲这几座书院有密切关系.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桐城派的传承规律和清代安徽书院教育的基本风貌.     

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

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桐城开创者的文气论,二是桐城中继者的文气论,三是桐城后学者的文气论。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或对“气”作为文章审美之本予以标树,或对文气审美特征与要求进行探讨．或从文章写作角度对“气”予以考察。上述三个阶段与三个方面,标示出我国古典文气论发展到桐城派文论家手中。其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况周颐词论与桐城派文论关系辨析

况周颐词论的核心思想凭借几个重要的词学范畴得以阐扬.在对况氏词论与桐城派文论加以比较后发现,刘大櫆提出的"重"、"钝拙"、"大",恽敬推扬的"厚"、"坚"、"大",与况周颐"重、拙、大"之间丝牵绳连.同时,梅曾亮文论、诗论以"真"为核心,强调"吾之诗"、"吾之境"、"吾之性情",而况周颐在其词学理论体系中也设定了一个重要前提即"真",并强调"吾词"、"吾心",两人观点若合符契.     

明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影响

明朝建立之初,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虽未中断,但并没有立刻形成高峰。只是到了永乐时期,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下才出现传播兴盛的局面。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自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时期南风北渐述论

魏晋以来,以洛阳、建邺(今南京)为中心凝聚成南北两个风俗区。南方从“地广人稀”到“地小人众”,其风俗文化也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价值选择。隋唐时期,饮茶、“试儿”、生日、拔河、踏青、族谱等诸多的民俗事象纷纷由南方传到北方,这种“文化北返”的现象说明,南方在风俗文化上已居新潮和领先地位。     

民国时期浙江鸦片流播与社会控制研究

民国时期浙江区域内鸦片的制运贩售与吸食现象严重,为此,政府主导下曾形成专人专责督禁、舆论禁毒宣传、分期检查与限期戒毒相结合的工作特色。禁烟特派委员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统计烟民信息,协助禁戒烟机构与办法的组织与制订,推动基层官员与社会热心人士、民间团体参与禁毒,民众依法秘密举报烟犯也受到鼓励。     

论墨学在先秦时期的传播

战国时期,墨家学说在传播中不断得到普及和接受,墨家学派在学术传播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先秦时期的显学。诸侯之间相对独立的政治格局、招贤纳能的社会环境,以及广阔的地域空间都给墨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通过墨家学者不断努力和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墨家学说由地域文化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并在传播中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墨学的传播对先秦文化和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转型时期行政垄断的特殊性

行政垄断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具有普遍性。然而在中国转型时期,行政垄断也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实施主体、目的等许多方面。     

试论先秦史学发展的特点

先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端时期。从远古神话传说的出现,到甲骨金文的记事、各种史籍的产生,以至春秋战国多种历史撰述的问世,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都已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显示出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的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文字记载由简单的片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书并出现多种历史体裁,史官产生和史官制度形成,各种历史观点和历史观念的并存等。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经验论析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阶段,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统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经验主要包括：译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首要前提,著书立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重要基础,创办报刊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有力保障,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有效形式,科学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方法论指导。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工作仍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