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看中古丝路上民间佛教的变迁

本文通过分析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关系来揭示刘萨诃民间佛教信仰的本质。刘萨诃信仰典型地展现了佛教入华后在民间传播的原始状况和传播方式;同时,刘萨诃信仰还细致地展现了下层社会践履型的民间佛教信仰进入上层社会,被上层社会利用、改造和崇奉的全过程,典型地体现了佛教在上、下层社会的传播和发展变迁。     

北魏灵太后“转轮王”与“佛”形象的建构

北魏孝明帝时,灵太后胡氏为当朝的实际执政者。灵太后在临朝称制后,便开始遵照佛经记载的转轮王模式推行一系列护法措施,亦即通过运用外来的转轮王观念,加强其权位的正当性。但除了"佛教转轮王"的形象外,灵太后还似建构有"佛"之面貌,不仅利用佛教符谶来暗示天下,自己以女身成佛,还与孝明帝并称"二帝"或"二圣",同时在石窟中设计"二佛并立"的特殊布局。此外,灵太后还欲通过《华严论》的修撰,来具体阐释"转轮王即佛"的观念,并通过《华严经》的弘广,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神圣且合法化的支持。虽然从现有资料来看,灵太后并未公开宣称自己是"转轮王"或"佛",但她推广佛教的一些措施,以佛教信仰教化天下的作为,都表明了她所努力的方向。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这位颇具女权意识的实际君主,正是运用了佛教王权的相关理论,来告知天下她所具有的最高政治权力与地位。     

"敦煌高僧"刘萨诃的史实与传说

在高僧刘萨诃的生平研究中,有三个问题--籍贯、卒年、是否去过敦煌印度,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陈祚龙、饶宗颐、孙修身、魏普贤均聚讼于此.本文在澄清这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从一开始,刘萨诃的材料就是史实与传说的混合物.就刘萨诃研究而言,史实的研究并不重要.与其花费力气去勾稽史实,不如将重心放在研究传说的产生、衍变和影响上,反思刘萨诃信仰在4～11世纪历史变迁中作为一种民间状态的佛教信仰对社会、文化、风俗和思想的影响.     

莫高窟第296窟须阇提本生故事画新考

通过画面的释读与佛经的对比研究,莫高窟第296窟北壁的须阇提本生故事画主要依据的是《大方便佛报恩经》绘制而成,而不是《贤愚经》。莫高窟第296窟开凿于北周末至隋初出现的兴佛、兴国时期,而非北周灭法之前。     

从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看唐德宗时期的佛教与政治

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入手,以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为中心,探讨唐德宗前后期对佛教态度转变的内在动机。起初唐德宗锐意于励精图治,对佛教表露出抑制态度,后因藩镇叛乱带来的政治挫折,使他对佛教的态度出现转折,并逐步信仰、支持佛教,尤其表现在他对般若翻译《理趣经》《华严经》等佛典事业的支持上。究其内在动机,乃在于《理趣经》《华严经》所蕴涵的南天竺金刚顶密法之佛王传统,作为佛教治世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德宗为其皇权权威的重新竖立寻求新的思想依据。     

佛教“法身”概念的另一种解读方式——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意义

《法华经》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最受广大信众尊崇和信仰,与《华严经》《楞严经》并称“诸经之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造像中有大量依据《法华经》内容塑造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它们以蒙太奇的手法将过去世间的多宝佛与现在世间的释迦佛连接在同一画面,借助过去佛与现在佛、存与亡的关系深刻地阐述了“法身”的惟一性、永恒性和平等性。这种二佛并坐像以直观感性的艺术手法使抽象的“法身”概念形象化、通俗化,以有相之造型艺术诠释“法身”的无相之理,因而成为《法华经》思想的象征性造像。     

蒙古族佛教叙事诗──《摩诃萨陲传》初探

蒙古族佛教叙事诗──《摩诃萨陲传》初探娜琳阿盖（ＮａｒｉｎＡｒａｉ）自从佛祖释迦牟尼开创以演讲故事等文学形式布道以来，历代高僧大德不仅效而仿之，而且发扬光大，并以此作为衣钵相传。在《甘珠尔》的《佛说贤愚经》和《丹珠尔》的《纠结圆生树》等佛教经典中佛本...     

西夏佛王传统研究

在西夏史诗中,李继迁被塑造为文殊菩萨和转轮王的化身。克什米尔僧人和吐蕃僧人均称西夏皇帝为法王。西夏皇帝陵台为八角形塔式建筑昭示了西夏皇帝的转轮王身份。拜寺口西塔的影塑表明该塔为西夏时期的转轮王塔,西塔的西夏文题记与西夏权臣任得敬有密切关系,表明该塔乃任得敬利用西夏佛王传统取代夏仁宗仁孝统治的政治产物。在任得敬集团覆灭后,夏仁宗仁孝在西夏宫廷诗集中更是以佛的形象被广为赞颂。     

人的追问与反思——重读《俄狄浦斯王》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人在自我被再度放逐后对人的追问与反思,是一种转身的忧叹。它昭示着古希腊人对人的有限性与世界的无限性的理解,对他性拯救的呼唤。在《俄狄浦斯王》中,已经蕴涵着西方文学精神中重要的一维——信仰拯救。《俄狄浦斯王》中的信仰拯救以理性关照下对生命的超验体验的形式呈现。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穿越时空的诱惑——《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亨利爵士的原型解读

亨利爵士在道林·格雷重新认识自我并陷入堕落的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处处兜售他那套魔鬼式的享乐哲学，最终间接促成了道林堕落、杀人乃至自杀的悲剧。本文试图运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来解读亨利勋爵，并指出他实际上集伊甸园的蛇和王尔德本人为一体。     

前《天主实义》的思想嬗变——利玛窦在粤书信阅读之管见

利玛窦在中国的所有活动都是以传教为宗旨的,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及其成果仅仅是围绕传教这个根本目标所达到的意外效果。因此,他的《天主实义》更应该成为研究利玛窦在中国所进行的文化活动时必须认真对待的文本。在利玛窦的思想历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即由对与罗明坚合作的《天主实录》的满意到失望,《天主实义》的产生正是这种思想转变的结果。     

《蝇王》中人物的道德伦理分析

《蝇王》和唯美主义小说背道而驰,属于一部内涵丰富的青少年文学作品,其中充满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互相残害,作品中唯一的伦理高尚的化身"西蒙"则寄托了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真诚友爱的社会的向往。戈尔丁认为,爱是建立有秩序的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手段,教育、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皆可以使人类的伦理道德状况得到改善。     

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

包公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清官代表,包公故事也是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演绎的资源。关于包公的故事有两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即明万历年间的《龙图公案》和清光绪年间的《三侠五义》。研究者一般认为从《龙图公案》到《三侠五义》,包公的形象经历了从“清官”到“忠臣”的演变。其实两部作品对包公形象塑造的不同之处不能仅仅只定位于“清官———忠臣”,由“神化”到“人化”更能准确地表述包公形象在两部作品中的演变过程。     

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

新近公布的《刘复墓志》的主体部分为刘复自撰,不仅完整介绍了刘复生平,而且述及他在天宝年间与王昌龄、李白交往之事,据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认识刘复其人其诗。墓志中关于刘复早年生活的介绍不仅可让人了解到天宝学子的修业方式,而且还可对天宝年间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诗坛有更真切的了解。这为解决天宝文学中几个悬案,如王昌龄被贬龙标时间、王昌龄在江宁主持雅集及授学之事,也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此可对著名的《琉璃堂诗客图》做出新的解释。借助这方墓志,我们可对盛唐时期京城之外的诗学活动有更具体的认识。     

从咏史诗看柳宗元与白居易迁谪心态的差异

同为中唐时期的大诗人,柳宗元在眨官永州之后显得忧悲憔悴,酸楚凄恻,而白居易却能够随缘自适,自我开解,并最终从遭受贬官的打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表现出一种旷然适性、自得其乐的迁谪心态.二人在咏史诗中表现出了对待历史与人生的不同态度,从中可以看出造成他们在迁谪心态上的这种差异的一些原因.     

摇钱树佛像身份探微——与温玉成先生商榷

摇钱树佛像的项光、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等特征,具有明显的印度佛像特点,并且杂糅了印度早期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风格。树与佛相结合,既表现了佛陀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又反映了早期佛教艺术象征性和具象性的结合,它是佛陀形象出现之前的象征物,发展到独立造作佛形象之时,中间的过渡产物。摇钱树佛像的性质与西王母神灵相似,可称为"佛神模式"。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为唐代仿制,摇钱树佛像与太上老君或老子像没有相似之处。     

从屈原看白居易的人生哲学

人生挫折失意难免。屈原作为中国贬谪失意人生坐标。耸立在世代官场无数人的心头。看过屈原这么壮烈投水自沉的呐喊后r面对失意时,调适心情,选择乐活,这是汉代拟骚体龙蛇人生哲学的体现。与中唐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相比,自居易应该是运用龙蛇哲学最成功的一位。勤读儒家经典的中国读书人。应举入仕。期待经世济民。施展经国韬略的初衷应该是一致的;但遭受挫折后的转向则有所区分。韩愈贬潮州刺史嘱咐十二郎在瘴江边等着收骸骨。刘禹锡、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是同声哀叹。经过早年《秦中吟》、讽谕诗。贬江州作的《江州司马厅记》,应该是自居易龙蛇人生哲学最明确的宣告。自此以后。自居易都以龙蛇哲学。追求知足保和。放达适意的人生。     

略论沈辽散文的思想内涵

沈辽散文内容丰富,主要反映在:知我知佛,崇仰佛门;佛忘我忘,修身持节;达观自然,超然物外;民生艰焉,为善殖福。从中既可以看出沈辽在思想上的复杂性,也可以看出他有一颗爱民之心。沈辽在政治上坎坷不平,一度被弹劾流放,颠沛流离中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形成了一种达观自然、超然物外的处世观,这也是整个宋代文人思想情感变迁的一个缩影。每到一处,沈辽都很关心民生,他的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令人景仰,这也是他诗文中光辉的一面。     

《释迦牟尼佛传》与星云大师的宗教情怀

《释迦牟尼佛传》是星云大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文学作品,是星云大师以虔诚的佛教徒的身份写作的佛传,这部作品承载了佛陀的基本理念,更承载了作者星云本人的基本理念。其写作思维和世俗作家、世俗学者迥然不同。其写作目的、写作策略受制于佛陀本人的历史、星云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星云本人的宗教革新思想,其对人间的思考亦展示了太虚大师以来尤其是星云本人倡导的人生佛教(或曰人间佛教)理念。相应地,作者也选择了叙事与说理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在人间情义与佛教道理之间取得了平衡。星云创作《释迦牟尼佛传》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宗教革命的尝试,《释迦牟尼佛传》也因此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