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发展物流的经济意义

从粤港产业结构出发 ,探讨现代物流的发展对粤港的产业及经济升级转型、投资环境改善、企业竞争力提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与现实意义。     

CEPA环境下的粤港经贸合作

通过分析表明,随着90年代后期香港制造业呈现的空心化,制造业已非香港的优势,港产品的零关税将不会对香港带来直接的显著收益,同时也不会对内地带来较大的冲击。由于内地与香港在服务贸易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竞争力差距,两地的互补性很强,从而决定了两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可能创造出较大的效应和产生强烈的影响。在CEPA环境下必须创新粤港经贸合作新模式:一是建立新型前店后厂模式,粤港互为国际国内市场的前店;二是从制造业的合作到服务业的合作,增强地区整体竞争力,联手打出“粤港制造”。     

粤港两地公共财政支出的比较研究

公共财政支出作为公共财政的一个核心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力度和效果将直接关系到市场机制能否顺畅运行,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广东和香港作为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其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的优化不仅关系着地方政府能否在一定财力约束下有效地履行其职能,而且还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文章以粤港两地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现状为起点,通过各项指标的综合分析,研究两地公共财政支出的特点、运行效率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藉此提出财政支出供给的范围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的进程和财政职能的转变做出相应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通过建立规范的财政信息系统、建立可行的支出效率评估体系来提高财政支出的绩效.     

战时体制下日本东亚振兴会的“对华文化工作”

东亚振兴会是战时体制下在日本本土从事“对华文化工作”的主要团体之一,作为外围机构接受兴亚院的指导与补助。围绕东亚振兴会的缘起、对华文化工作及战争末期与大政翼赞会的关系等展开探讨,可以揭示东亚振兴会在战时体制下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化劝诱”,揭露其配合日本武力殖民侵略的本质特征。东亚振兴会的战时对华文化工作,具有投机性、深入化等特点。     

粤港深度合作的法律依据问题及对策探析

粤港合作一直以来主要依据的是中央与香港、广东两地政府推行的经济发展政策,就连我国内地省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签署的首份综合性合作协议———《粤港合作框架协议》这份操作性比较强的指导粤港深度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中,也未能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两地合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重要的法律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在于在通过完善立法赋予CEPA和《框架协议》相应的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并通过完善制订相关法律明确粤港深度合作的法律依据,为粤港深度合作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     

美军战时官兵犯罪浪潮探析

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无论是军事实力优势显著的美军还是全力抗击的伊军,官兵战场犯罪的事件和人数都令人瞋目。战时犯罪,特别是战争准备阶段存在的大量军职犯罪,长期以来成为各国军队难解的"心结"。围绕预防和惩治战时犯罪是军职罪乃至军事刑法未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方向。让法律充当现代战争中开展战时犯罪预防工作的主力,是惩治军人战时犯罪,抑制官兵逃避作战义务,维护战斗力的最佳途径。     

粤港合作新阶段香港服务业发展前景分析

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和国内服务贸易系列相关政策的实施,粤港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本文在分析粤港合作新背景及香港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粤港合作的角度,对香港服务业的总体发展前景及其主要行业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并由此提出了香港在粤港合作新阶段中的职能定位设想。     

论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的特殊关系

抗战期间流行的“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战时新闻学为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另一方面,战时新闻政策反过来又为战时新闻学提供了“法理”支持和政治导向。随着战争的进程,国内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开始复苏,由战争初期的“服从统制”到积极进行反统制的斗争。这种阶段性流变的特点必然反映到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中来。这一变化趋势,与整个大后方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战时金融安全保障研究

在虚拟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金融的脆弱性让它在现代战争中易受攻击,保障战时金融安全的意义,存在的困难以及如何保障是论文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粤港经济合作的模式选择

本文通过粤港经济合作主要特点的分析 ,具体阐述了两地合作的基本模式选择 ,指出组建粤港的企业集团是从微观层面上深化两地经济合作的可供选择的有效途径。文章还进一步强调了政府作为组织推动者和政策扶持者的重要作用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抗战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现阶段有关抗战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文化本体、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区域战时文化、战时社会思潮与学术、战时文艺、战时教育与文化名人、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等多个方面。回顾这些成果,有助于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推动抗战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     

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水雷战

抗战爆发后,中国海军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和东南沿海口岸,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阻塞战,主力受到严重损失。1939年以后,中国海军对日作战转入以水雷战为中心的新阶段。为开展水雷战,海军成立了水雷制造机构,大量生产水雷,并组建了布雷游击队。此后,中国海军布雷战在长江中下游水域,荆河、湘江、洞庭湖、川江、粤桂地区和闽浙地区水域普遍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战果,它给日军舰船以严重杀伤,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中国陆军的抗日作战,同时为拱卫陪都重庆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复兴

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日本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空前的破坏,打断了正在缓慢启动着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又全面的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更生和发展进步,成为中国复兴的枢纽,并成为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     

抗战时期的文化论战

继1934、1935年文化论战后的抗战时期的文化论战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思想界的一些特征 ,对客观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内迁运动,至少超过一千万的沿海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西部大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习俗现代化。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动力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化属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类型。     

《共产党人》与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

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是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需要而广泛兴起和发展的。《共产党人》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主办的专门研究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党内刊物,刊登了大量党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和指示、研究性论文和干部教育通讯,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干部教育的政策制定、理论解读和实践开展。     

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物价变动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物价总水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动过程.物价变动表现为波动上涨与相对稳定的外部特征以及价格体系内部的不平衡性.日伪的破坏、掠夺和经济封锁造成的供求失衡是形成晋察冀边区物价问题的根本原因;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了筹措抗日经费,迫不得已超量发行货币是形成晋察冀边区物价问题的直接原因.     

重庆抗战“四大家”旧居及其文化延伸探究

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陪都成了当时中国的缩影。如今重庆在不可思议地高速变脸,成为西部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然而那些曾经承载着全国人民抗战信念的人和事也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快餐文化方兴未艾的现代,这些雾都名人的痕迹消失了,但是名人名居确实还存在空间中,有了这些遗迹史实资料,掌故得以展现,这对后世艺术史学界研究以及提升重庆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延伸作用。重庆“遗址”就是留给我们最好的现存文化,是继文献之后最重要的现实依据。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归根到底是由各国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战争是经济与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正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而成为国际政治格局重新组合与变迁的重要因素.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简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产盐区先后沦于敌手,大批存盐滞留盐场。为避免存盐资敌,满足战时军需民食对食盐的需求,国民政府根据当时“商疲力竭”的盐业运输实际现状,及时调整盐务运输政策,实行官商并运。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与金融机构四联总处,根据战时盐业运输政策调整的实际需要,大力实施战时盐务贷款政策,利用国家各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大力开展贴现与放款业务,尽力向国家所属盐运机关、盐商提供贷款。从资金方面确保战时盐业运输的顺利进行,为将沿海大批食盐抢运到内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战时盐业“官运”规模的扩大,四联总处提高对战时盐业运输的认识,将盐务贷款上升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对于国家所属盐务机关及各地盐运商的盐业运输贷款需求,尽量给予协助办理。历史证明,四联总处所实施的战时盐务贷款,在促进战时盐业运输,满足大后方军民食盐需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战时食盐的抢运与运销。从而支持了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