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族司法价值论

中国传统社会家国组织的二元结构决定了其治理的法律二元体系,人们通过家族法与家族司法了解和接受国家法与国家司法。传统家族司法具有化解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弘扬传统美德,补充国家司法之不足的历史价值和现代转换价值,是当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不可忽视的本土法律文化资源。     

中国古代家族司法执行程序研究

家族司法执行程序是继家族司法审判之后实现司法效果和取得民众认同与社会效应的执法方式及流程,它是家族司法整个程序设置中彰显传统司法效应和判断族法订立是否可行的重要环节。它以家族法订立内容为主要执行依据,多种承载家族司法预期目标的执行方式作为体现家族司法执行效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载体。家族司法执行效果不但需要家族成员的认同与接受,更须有利于对家族司法权威的树立。因此家族司法执行程序的分析之启示为当代司法制度的建构完善提供了传统司法文化的理论参考。     

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差异性分析

家族司法审判在古代社会与政治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司法横平作用,古代社会基层治理对社会矛盾争议的化解大部分离不开家族司法审判发挥的裁判作用。家族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也势必对基层社会控制发挥有利的平衡作用,并且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形成特色的对比,这也是统治阶级进行地位巩固和司法镇压的关键性司法依据。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的内容以及两者形成差异性的原因是传统司法文化的呈现,更是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这无疑对我国现行国家司法职务犯罪立法、司法都具有历史性启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评议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王权至上,以血缘关系为中心。其基本特征是,专制下的民本主义,重视政治的实践操作和治国之道,家族伦理的价值趋向,礼法统一的人治模式。对传统政治文化要批判地继承,不断创新,大胆交流,实现政治文化向现代化转变。     

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关键拼图——以云南祥云巡回法庭“便民司法经验”为中心的分析

中国式能动司法发展已有多样的的实践形态。云南祥云'便民司法经验'代表的乡土巡回司法活动,因司法机关主动承担当事人部分诉讼成本的转移、质朴本色的人民司法群众路线工作理念和方式、司法权外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投入等制度特性而区别于普通庭审。乡土巡回司法制度兴起和发展,对接中国法治国家建设战略需要,继承红色司法内在精神、适应乡土社会法律生活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偏好、有效融和政务型司法法律文化传统、展示中国当代司法制度既有政治优势、助力乡土社会权力体系重建,从而在个案实效外产生政治溢出效应,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满意度,是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关键拼图。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司法修辞的合理性及启示

修辞术的产生与司法活动紧密相关,修辞方法使用的领域、目标、言说背景与司法判决具有相通性,故中国古代判词中大量运用修辞有其必然性。立足于当时历史背景,古代判决运用修辞具有合理性,从表层看来有利于强化司法权威、促进听众理解、加大论证力度、实现合理判决;从深层看来有利于实现司法权威正当化、降低说服成本、促进社会和谐、形成"法官共同体"认同。对古代判词的修辞方法应批判地继承,借鉴其精华以提高现代判决书修辞水平,更好地促进现代司法文明进步。     

论清末民初县域司法理念的变迁 ------以《塔景亭案牍》为依据

清末民初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由帝制转向民主制的社会转型期,伴随时代急剧变化,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动并践行以移植西法为取向的法律近代化之路。而当时的江苏句容县域浓厚的父母官司法意识、以和睦家族为首先司法目标等传统司法理念依然根深蒂固,法律新风带来的某些司法理念的变迁则是浅表性的。法律近代化的实现程度离不开对民间传统因素的认识和改造。     

“人民司法”与当代中国司法理念现代化

人民司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厘清人民司法的理念和实践可提升人们对当代中国司法的理解。在梳理＂人民司法＂生成的理论渊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从权力的来源、目标和路径三个方面界定＂人民司法＂的概念。通过人民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司法理念、现代司法文化的关系来论证人民司法理念支撑当代中国司法理念和制度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家族司法审判与国家司法审判的关联性分析

家族司法审判与国家司法审判的关联性表现为：一是审判依据所遵循规律的一致性,二是审判案件所追求社会效果的共通性。其中,一致性是指各自司法审判对法律依据作出选择后,最终证实案件事实的可靠性和确定性一致;共通性是指国家司法审判追求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与家族司法审判追求的家族协调发展的目的具有共通性。这种关联性的主要表现是把各自的诉讼依据作为分析要点,将界定家族司法审判与国家司法审判关联性的涵义作为探索关联性表现的先决条件,从而开辟司法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司法裁决可接受性:理论、困境及优化路径

司法裁决可接受性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充分采纳受众的意见,以在主体间达成基本的司法共识。这符合司法价值取向的实践属性依归。然而,此理论在我国司法行政化语境下遭遇诸多困境,形式上表现为要承受盲从民意或社会效果审判带来的问题批判,实质要害在于此理论是为法外异质因素转化为法内裁决标准提供正当化依据,背离法治论者恪守的“以法律为准绳”理念。采取论辩程序的理性规制与重建司法裁决依据的标准等两种具体优化方案,能够有效地消解理论困境带来的裁决弹性化与不确定性,从而建构出满足受众应对可能生活需要的可接受性裁决。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     

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是由其伦理法哲学所决定,并为其伦理政治所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以德刑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伦理司法哲学基本上可以归诸其伦理政治哲学应用之范畴。从明德慎刑到德主刑辅,从德本刑用到明刑弼教,都是在政治统摄司法的条件下,而成为其时之司法哲学的。由此所衍生的亲亲容隐、恤刑慎罚、振冤恤滞、则天重伦等具体制度,既是伦理司法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政治的通达渠道。鉴于其伦理政治的固有价值取向,反暴政、反酷刑、重人伦、尚和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的主流价值。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取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积极因素当为人民司法的现代转型有所汲取和借鉴。     

司法政策中的政治理性——以新拆迁条例中“司法强拆”为例的探讨

审视司法政策的理论蕴涵,需要我们首先将司法"陌生化",这就是要求发展出某种概念范畴或某种思维视角来更一般地表述和表达司法现实当中存在的规则。以新拆迁条例为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中的政治理性,其目的是为了支撑我们的政治传统的价值,其功能是为了创造、改变和维持司法政策的可能边界,而其方法问题则是如何妥当地解决"互惠"的权益问题而非合法的"强制"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司法政策问题、基本的法律与政治关系问题,不是有待完成的事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观念的展现与象征。     

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的冲突与融合

家族司法不能与国家司法相抵触,但两者之间在体现原则方面和死刑处罚态度方面有一定的冲突。这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融合,家族司法是国家司法的延伸,同时还可以弥补国家司法之不足。家族司法修身、齐家的功能与国家司法治国、定天下的功能共同维护了社会秩序大系统的稳定。     

论司法的形式性与公正性

司法的形式性与公正性是可以作精确区分的两个概念。司法的形式性是规范问题,司法的公正性是价值问题。司法的形式性要求司法与实在法律的价值基础及政策相分离,并且要求司法权的独立性。司法的形式性是保障实在法律的普遍实现,从而保障自由与正义的普遍实现的必要条件。中国司法的真正问题乃是司法的形式性的缺失。鉴于中国一向缺乏形式法传统,维护司法的形式性应当是中国当前的司法体系面临的首要任务。     

恢复性司法:中西古今之间

中国司法传统中蕴含着平衡、和谐的智慧,它以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作为理想的价值目标.而目前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价值理念上与儒家的平衡和谐思想与调解制度有诸多近似之处,而这也正是中西法律文化可以汇通的地方.它们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均有借鉴意义.     

论公正廉洁司法实现的制度保障

公正廉洁司法的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传统司法中的工具主义和文本主义遮蔽了司法与制度、政策、实践之间的关系。从制度构建、政策制定和实践运行三个层面透视,并将公正廉洁司法与公平正义、民众认同、司法为民这三大导向性的价值目标相结合,公正廉洁司法的实现就会呈现出一条清晰路径：以制度创新为前提,重视政策制定,并将二者纳入实施机制之中,经由此三个维度各有侧重、互有指涉的制度保障,公正廉洁司法就一定能实现。     

能动司法的法治解读

能动司法有利于构建一个以法治和诚信为重要内核的和谐社会,因为能动司法理念体现了一种对真善美具体历史统一的自然法精神的追求,而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着的人们选择和从事正当行为的机制与能力,是能动司法的理论基础。比较中西能动司法的特点,两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一方面,能动司法已经成为现代司法的基本特征,＂法官造法＂与＂法官释法＂的界限难以划清。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主要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在能动司法的实现形式上存在很大区别。实现中国能动司法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而在现实的微观层面上,则主要通过司法观念和法律原则的创新,尤其是审判方式和执行方式的创新,综合运用各种司法救济手段,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正义。     

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价值主体上对重群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价值取向上对重德和民本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价值标准上对重义轻利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价值实现途径上对自强奋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