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忽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对我国当前公德与私德问题的思考

我国当前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公德与私德失范现象 ,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公德与私德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不讲私德造成的不良影响会干扰公德的实现 ,不讲公德也会影响、阻碍良好私德的形成。我们应提高全体公民的公德意识 ,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 ,使公民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 ,同时使私德真正利己利人。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关于公德-私德的二维伦理——行政管理和个人修养的道德基础

密尔提出"不伤害原则"作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界限,并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干预的界限.在边沁和密尔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私德"和"公德"的概念,以此纠正中国传统上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伦理体系.本文提出"契约论方法"以使公德-私德的区分更为精确,并进一步引出"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区分:基于契约论方法可解的问题是公德问题,无解的问题是私德问题.对公德问题需要采用舆论或法律的硬性方法来解决,但对私德问题只能采用劝告或说服的软性方法来解决.在公德范围内赏罚分明,在私德范围内宽容自由,这是改善行政管理和提高个人修养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现代中国应并重公共道德和个体美德——对陈来、蔡祥元两位先生的回应

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对公德与私德进行区隔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强调国家团体意识的公德内涵,这种思想最早是由梁启超《新民说》提出,之后一百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仍有持续的讨论与实践。陈来先生认为要强化社会公德之"公共伦理"建设和个人品德修养,不仅在学术认知上是准确科学的,而且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蔡祥元先生认为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家天下"思维在现代遇到了困境,因此,现代道德建设要着力于规则而不是依靠私德或者个人的良知,这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又不尽然,儒家强调修身、内圣或者私德为道德基础的道德主体精神,在复杂化、世俗化、普世化的当代社会仍然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反思传统道德,建设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既决定于社会存在,又有相对独立性。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着道德规范重私德轻公德;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则要求人们有良好的公德意识。然而,观念的变化却常常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中国人公德水平与现代工业文明极不协调。在新形势下,反思传统道德,探讨提高公民公德水平的途径,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重私德轻公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各种道德关系归结为私人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个人道德为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但其实中国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关于公德,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近代性的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梁启超虽受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与日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共道德不同,他呼吁的公德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政治公民道德大受重视,而相对来说,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则遭受忽视。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梁启超公德论的实践困境及现代应对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公德理论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在《论公德》篇中,他强调公德私德的独立分殊性,大力倡导输入一种新道德(公德)。在《论私德》篇中,他则突出公德私德的共通性,积极强调私德,并视其为公德养成的重要物质原点。这一理论转向乃是为了实现其公德理想而做出的主动调整。但却由于缺乏必要的现实条件,以及理论内部的自我矛盾性,这两个阶段的理论构想均面临着实践困境。     

论私德

众所周知，社会公德对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来说，是不可须臾或缺的，人们对其给予关注和重视，亦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当人们在关注社会公德之时却往往忽略乃至遗忘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个体私德的培养。本文就私德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关系作一简要论述。一、私德与公德是对立统一的，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在道德的范畴里，“公”“私”是相对而言，对立统一的，私德也是相对于公德而言的。正如一枚硬币总有其正反两面一样，没有私德，就无所谓公德，反之亦然。那么，私德指的是什么呢？通常人们把热爱祖国、廉洁奉公、见义勇为、大公无私…     

关于社会公德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社会公德是一种社会道德而非国家道德。现代公德建设必须建立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隔的基础上。所谓"公共领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共同世界。社会公德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类即消极性的社会公德和积极性的社会公德。所谓消极并没有负面的意思,而是指"不作为"、"有所守"式的社会公德行为,而积极性的社会公德行为则是指"有所为"的行为。在现代社会,社会普遍的日常公共生活要求每一个公民首先要做到"有所守"的消极公德,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能过上现代公共生活的合格公民,才会维护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社会公德的精神根源和价值基础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敬"与"义"而非"爱"与"仁"。     

大众道德：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道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新的道德观与之相适应.在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中,我们应该承认适当利已的合理性,不但要推崇精英道德,而且也要弘扬利己不损人,利己又利人的大众道德,这样才能让道德教育走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大众道德的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基本道德和特殊道德的关系,使人生过程不断地进入一个道德化的过程,进入更高的道德层次,从而德化人生,构建和谐社会.     

宗教道德·道德·人性刍议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一经产生就以自己特有的社会功能对社会施加影响;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人性是人之为人的特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属性。宗教道德、道德与人性的内容因社会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又在社会关系进步的基础上进行互补。     

儒学的一种缺弱:私德与公德

在被儒家伦理观念笼罩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儒学的“公私之辨”,也能彰显出一种儒家的公德精神;但通常是在一种巨大的伦理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将这种精神激活。儒学主要是通过伦理关系来实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理论特性,使儒家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发生认同障碍,阻滞了道德感情和道德行为的释放,表现为公德的缺弱。这里是儒学笼罩不住的空间,但也是儒学会有新的生长的空间。     

实践理性:现代性道德重构的路径选择

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症结在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这种理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前者引发生态伦理的兴起,后者引发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要对现代性道德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实践理性。其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旨归,从自然之维、社会之维等方面来推进现代性道德的建设。     

论道德回报

中西方古代伦理思想与社会生活都浸渗着德得相通、德福一致的思想,现代社会力图实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这种道德回报的思想与做法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系统的认识、阐述和宣传,实践中也远没有达到自觉、规范与统一。从实现道德的最终目的、保证伦理公正、建立良序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建立良性的社会道德赏罚机制。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道德状况探析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在其统治中国的13年时间里,由于辛亥革命的余波及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变革,国民的道德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民国初期的社会进步,道德批判、道德重设、道德救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道德变革破除了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绝对权威;民主与科学的加入加速了中国社会道德现代化的形成;它完善了社会道德理论和实践体系,更加有利于启发人们道德修养和实践的自觉性.同时它也呈现出政治化、启蒙性、思潮性、批判性、科学性、夸大性的特征,这些都是当时历史的产物.     

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

中国传统道德注重个人的自我品德培养,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内在的品德。传统的道德教育非常注意认识论与修养论的统一,把德育寓于智育之中;倡导自我修养应以他人为镜子,时时省察自己,约束自己;传统道德要求存心养性,磨炼意志,培植刚强的浩然正气;道德修养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中,在行动中进行道德实践。这些道德修养方法利于形成自我约束机制和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给我们现代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社会稳定视角下的官德建设

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 ,“稳定压倒一切”。作为“后发型”国家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伴随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官德缺失、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最大问题。官德缺失会造成执政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 ;危害经济建设 ,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严重毒害人们的思想 ,败坏社会道德风气。保持社会稳定 ,必须坚持“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证” ,强化官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