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的阴阳转化哲学观

纵横家的阴阳转化哲学观由阴阳概遍论、阴阳转化论、柔弱为强说三部分组成。纵横家认为，世上历事万物皆由阴阳经“大化”开阖而生成，故其中莫不存留着阴阳因素。人在社会事件中的能动作用，即发现不利于自己的阴性事件内部的柔弱的阳性因子，培植之使其成长壮大，并压倒事件内部的阴性因素而占主导地位，使此事件成为利于自己的阳性事件     

“文道论”与“理念论”

中国古代文艺是以“道”为核心的,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屈一指的“文道论”。西方文学艺术也有个类似“道”的东西,称之为“理念”,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西方文论中赫赫有名的“理念论”。本文试图将“文道论”与“理念论”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探索中西美学与文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各家“文道论”皆是各道其所道,歧说纷纭,五花八门:有“自然”之道,有“阴阳”之道,有“圣人”之道,有“义理”之道。西方美学与文论中的“理念论”,也是一个歧说纷纭的概念,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鬼谷子》哲学与《老子》哲学

《鬼谷子》把《老子》的“阴阳化生”学说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主张依此来分析社会事件的阴阳属性和变化发展，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促使社会事件阴阳转化；又把《老子》的“弱用之道”发展为游说、操纵君主决策的种种权术，主张在社会事件阴阳变化的“几微之动”中用这些权术使其朝着有利于己的方面发展；从而成为纵横捭阖斗争的哲学指导，并为后人提供了一种以弱胜强的方法论借鉴。     

论王船山易学中的道与阴阳之关系

就道与阴阳的关系来说,王船山认为道并不在阴阳之外,而是阴阳之气运动变化的秩序与条理。虽然道与阴阳为“一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船山就放弃或取消了道作为价值的根源。所谓“一之一之”者正是为了凸显道的作用．强调道即是阴阳之气本身具有的主持分剂之理。船山之说既肯定了气是宇宙惟一的实体,同时又使道显得更加内在与真实。     

现代儒商及其仁义之道

“现代儒商”的管理精神,可以从传统儒学和古代儒商的文化资源中挖掘,但必须加以现代化的诠释,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管理者的实际需要.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义之道”.对此,以往人们只是从安身立命、待人处世的伦理层面去理解.其实,我们从现代管理的角度去诠释,就会发现,“仁义之道”不仅是伦理之道,而且也是管理之道;它不仅有助于一般人士安身立命,而且有助于工商界人士驰骋商场.笔者认为,“仁义之道”作为一种管理之道,一种管理精神,包含着“仁之道”——“正己安人” 的管理思想、“义之道”——“义以生利” 的经营理念、“义(宜)之道”———“执经达权”的领导方法.     

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历代思想家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天人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董仲舒的天人思想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并通过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使天人互相感应,使自然     

邵雍象数学新探

文章从“合一衍万”的先天象数学、天地万物“本一气”、“一阴一阳之谓道”三个方面论述了邵雍的象数学实际上是宇宙生成论的观点,并阐发了邵雍的“太极”的内容为“恍惚阴阳”,是物质气,而不是通说的“虚无的太极”或“主体精神”,天地万物本源于物质气;揭示了邵雍在卦象中的“一阴一阳”和天地人物之道体现的“一阴一阳”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楚学与汉初黄老之学

以道家和黄老思想为主流的楚学通过各种途径传行到西汉初年。汉初黄老之学在“道”论上,关于“道”为规律的思想;在治国安民方面,“清静”、“无欲”、“无事”的思想;在治术上,文武并用、刑德兼备的思想都接受了楚学的影响。由于汉初黄老之学是由楚学和齐学整合而成,故较之楚学也表现出若干新的特点。在道论上,吸取《管子》的精气说,赋予“道”以物质的意义;在清静安民方面,不再仅是一种策略,而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提倡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理论基础也由以“道”论“法”、“道”“法”结合,转向在此基础上融合先秦百家之学。     

老子道论与中国轴心时代之哲学的突破

站在春秋战国———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立场考察老子的道论,可以看出,老子提出“道”,是为了超越西周天命论中的上帝主宰论,克服春秋时期天道自然观的局限;老子用“无”来形容“道”,是为了突显“道”的无知、无欲的自然性特征(相对于上帝的人格性特征而言),和超感觉、超形象、无始无终的普遍性特征(相对于大道自然观的局限性而言);而其道论的最终目的,则在于“因大道以明人事”,整合春秋时期出现裂痕的天人关系,以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现实社会的存在样式及存在的合理性等找到一个可靠的根据。     

荻生徂徕与朱子学"道论"之比较

荻生徂徕作为日本儒学之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 ,对朱子学始而崇信 ,继而怀疑 ,终而树起反驳大旗 ,其古文辞学体系也是在批驳以朱子学为首的新儒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而这种批驳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徂徕学的“道论”部分中。因此 ,本文力图从“道”的范围、本质、内涵、根据几个方面 ,通过徂徕对朱子学的批驳 ,论述二者对“道”的不同理解 ,分析他们各不相同的思想特色。在朱子学的理论体系中 ,“理”是其最高理论范畴 ,它既是事物之理 ,又是行为之理 ;既是自然法则 ,又是人类规范。在本体论中 ,“理”即“太极” ,太极产生阴阳二气 ,两气交合产生…     

“生生”：儒家道德修养论的内在依据

儒家主张道德修养是持续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这使儒家修养论呈现目标高远、始终在求“道”路上的特色,这一特色正是建基于《周易》“生生”思想之上的。“生生”即阴阳转易、化生万物,是天道之运行,具有孕生万物之德,这一德性赋予天道以至善性与恒久性,并通过天人会通,下贯至人道,使人得以继善成性,在道德修养领域同样体现为至善性与恒久性的特征。“生生”为儒家道德修养论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依据,使道德修养不拘泥于具体的行为规范而获得超越性的伦理意义。     

“三生万物”中的“三”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开头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万物”一语中的“三”,注家历来解说不一。杨上善注曰:“谓阴阳和气也”;大田晴轩则说:“三为阴阳交通之和也”。笔者认为,老子这里讲的“三”,既非指“阴阳和气”亦非“阴阳交通之和”,而是指“天、地、人”。早在老子以前,中国就有用“三”喻指“天、地、人”之说。《易·系辞》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易学视域下的司马光史学思想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俟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     

兼综儒道贯通天人--论王安石"天生人成"的哲学思想

天道和人道、无为和有为是儒、道两家哲学中的基本矛盾。王安石在吸取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融合两家、贯通天人的“天生人成”论。既肯定了道家天道无为观 ,又继承了儒家人道有为论 ,并将两者整合为事物生成过程中相反相成、不可或缺的两面 ,达到了天道和人道、无为和有为的辨证统一 ,把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古典大学之道的哲学诉说。大学在科技与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凭借学科优势,以科学研究、立德树人、服务社会展现其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创新时代诠释。“三纲领”凝练了古典大学之道,“七证”之方求证了内明修养,“八条目”阐明了“亲民”实际学养,体现了古典大学之道的教育哲学内涵。大学之道的蕴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映射其时代特点,并在本质属性上呈现守正出新的继承性,在继承中创新理念的创新性,展现了现代大学之道对古典大学之道的价值传承。科学技术时代,大学以其大智、大树、大爱履行社会职能,再释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的完美结合,展现其“道”与“器”的一轴两翼,彰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道器”交融,以“道器”相融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承担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要当计利害多少”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初期,曾对宋神宗说:“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共中容行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要当计利害多少,不为异论所惑。”宋神宗说:“有一人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 宋神宗君臣二人的这一番谈话,说明任何时代的任何改革,都会招来一些非议。因为,凡改革总是改革旧的事物,推行新的事物;而新事物在一开始又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会是尽善尽美的。     

老庄哲学中的“道”

<正> 道,是老庄哲学的基本概念。弄清道的性质,对解开老庄哲学将会有所帮助。本文愿就这一目的作些努力。前人对道的认识我们首先简略地考察一下前人对这个概念的认识。老庄之后,有韩非的《解老》,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所然”,即物自身的规定性,是使该事物成其为该事物的东西。这是从事物的性质方面来说明道的。并提出了“理”这个概念,认为道也是“万理之所稽也”。从儒家那一方面,有《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试论企业道德

道德一词,古已有之。在我国古代典籍中,“道”一般指事物变化运动的规律,并引申为人们必须遵循的社会行为准则、规矩或规范;“德”即道,人们认识“道”、遵循“道”,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便称为“德”。企业道德作为道德体系中的一个范畴,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问题...     

试析“理气论”在刘宗周思想中的地位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作为明末儒学的殿军,面对王学末流“任心率性而行”,几近于禅的严峻现实,刘氏将“一气流行”为内涵的理气论贯通于心性论,使主体性范畴更具客观必然之特质,以贞定、收束和提升心性论的本体地位。一、阳明心学主体性范畴对客观范畴的消解作为宇宙论的基本范畴,“理气”以及与其直接关联的“道器”、“太极阴阳”等,在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那里基本上是被用来描述和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构筑气、理本体论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