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我国第一部演说词集

《尚书》历来被认为史书,笔者认为《尚书》虽具有史料价值,但从整体上看,它首先是一部演说词集。因而连史家也不能不承认:“《尚书》的体例,既不编年,也不纪传,有类语录”。所谓演说(演讲),是有广狭之分的。狭义的演说     

徐夤生平及其《尚书惠蜡面茶》之“冰碗”考略

晚唐五代作家徐夤的《尚书惠蜡面茶》是福建暨武夷茶文化史上最早的咏茶诗,对研究福建及武夷茶文化早期历史极具文献价值。然该诗作者的生平及诗中“冰碗”所指,学界与茶界释义甚少且多讹误。其实,只要案之史志文献,佐以考古材料,结合徐夤诗作及其交游,对上述问题略加考论,答案即明。     

王芑孙《日记》残稿校读记

王芑孙(1755～1817),字念丰,一字惕甫,号铁夫,尝欲买田筑室于楞伽山,又号楞伽山人。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召试举人,官国子监博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西)教谕。他久居京师海淀,每年暑期出关居热河。客居京师馆董尚书家(户部尚书董诰)六年。在睿亲王(多尔衮后裔)府又客居六年。在这期间往来于梁诗正(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杰(东阁大学士)、刘墉(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彭元瑞(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诸家,为诸公代起草文章。王芑孙在朝廷中虽然没有官职,但朝廷举行大典,所需文字材料,多出自先生之手,是当时著名学     

两汉尚书分曹再探——以尚书三公曹为中心

两汉尚书曹的发展可分为五曹五尚书、四曹四尚书、六曹六尚书和五曹六尚书几个阶段,反映着作为单纯文书收发和保管者的尚书逐步参与到政务裁决的过程,并由此开启了尚书省在隋唐之际成为全国日常政务的总汇和最高裁决机构的演变。其开始演变的标志就是发生于东汉初的尚书分曹标准由文书外生的身份(上书者)属性向内生的职能(政务)属性的转折,推动这一转折的却是西汉晚期昙花一现的"主断狱事"的三公曹。此外,东汉初尚书三公曹之所以由二千石曹分出,是因为西汉末三公曹被废置时,断狱事被合并入了二千石曹。而根据蔡质《汉仪》的记载,东汉尚书吏曹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以从属三公曹的形式存在的。这是前人尚未注意到的一个现象。     

从语言角度看孔传本《书大序》的成书时代

今传"孔传本"《尚书注疏》中的"伪古文尚书"和题为西汉孔安国所作的《传》的成书时代,经历代研究,学者多以为有可疑之处。书前有托名孔安国所作的《序》(即《书大序》),其成书时代,学者虽有研究,惟似乎并非学者研究"孔传本"的主要对象。就以提出"铁证",判定"伪古文尚书"和《孔传》为伪书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例,书中只有第一百七条是辨《书大序》的。参考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语言角度考察,《书大序》有"科斗"、"隶古定"、"开设"、"训传"等晚出词语,其成书时代应在西汉以后。     

《尚书易解·盘庚》献疑

周秉钧先生的《尚书易解》(岳麓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易解》),系统地总结了前人有关《尚书》的研究成果,并在全面进行爬罗剔抉的同时,又多有发明和补正,其解说精审,胜义纷呈,使前人所未及明者,得到了精当的解释,确有梯梁来学,发蒙后人之功。正如杨树达先生所评:“先儒所称诘诎聱牙号为不易读者”,经过“爬梳而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也谈《西游记》的版本次第：评沈承庆先生《话说吴承恩》中的版本论述

沈承庆先生为了证明李春芳是《西游记》的作者，在其版本次第上作了不少文章；但是，其基础不牢，论据不实，反而弄巧成拙。学者及读者必须认清版本，辨明是非。     

苏颋年谱(五)

开元八年庚申(720)五十一岁除礼部尚书,罢政事。正月三日丙辰,褚无量卒,頲作《故右散骑常侍舒国公褚公挽词》。(见《通鉴》、两《褚无量传》、苏頲《赠礼部尚书褚公神道碑》)二十八日辛巳,除礼部尚书,罢相。《通鉴》:“时(宋)璟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頲建议严禁恶钱,江淮间恶钱尤甚,     

王鸣盛的史学思想

王鸣盛,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晚改号西沚居士,生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卒于嘉庆二年(1797年),江苏太仓嘉定县人。他是乾嘉时期有成就、有影响的史学家之一。著有《尚书后案》三十卷,《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蛾术篇》一百卷,《西庄始存     

张百熙与中国近代教育

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人。1874年中进土,早年授翰林院编修、侍讲,任山东、四川等地乡试考官,并先后任山东、广东两地学政。以后又历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他一生热心教育事业,积极投身教育改革,是中国近作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他既从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见解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同时又身体力行办学堂来振兴教育事业。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这位教育家的研     

金代兵部尚书民族性考论

金代兵部熙宗时始置,最初由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兼任其长官,其后始有专职职官设置,先设兵部侍郎,后置兵部尚书。已搜检出的30位兵部尚书中,女真人达20位,占居多数。出职、科举、归降、因功是金代兵部尚书的四种入仕途径,女真兵部尚书以出职入仕为主,汉人兵部尚书以科举入仕为主。同品级平调是金代兵部尚书职官迁转的常规程序,对于女真人而言兵部尚书大多呈现的是一种官职的调动,对于非女真而言代表的是官职的升迁。金代兵部尚书无论在身份、入仕途径、职官迁转诸方面具有较强的民族性。     

宋代吏部尚书仕履研究

通过统计宋代吏部尚书任职前的仕履状况,发现宋代吏部尚书中将近9成官员在任吏部尚书之前的仕履中曾有过吏部或者相关部门的历练,而且许多吏部尚书之前曾担任过吏部多种相关职务,尤其是担任吏部副贰／吏部侍郎的比例高于前代。宋代吏部尚书之前曾经担任过吏部相关职务者稍多于唐代,这正是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经过唐、五代十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完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结果。官员任吏部尚书前是否曾经担任过吏部的相关职位,是其能否胜任吏部尚书一职的重要依据,也是皇帝和宰辅集团挑选吏部尚书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对没有吏部相关仕履的吏部尚书的考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朝廷的股肱大臣,虽无吏部仕履,但均具有担任吏部尚书的能力。宋代任命吏部尚书的首要原则是任人唯贤,其选任标准是相对公平的。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近二十年来《尚书》研究综述

在经过50—70年代沉寂之后,《尚书》研究在80年代开始逐渐升温,并逐渐进入高潮。近20年来《尚书》研究的综合性著作和《尚书》译注的大量出现,学者对《尚书》具体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尚书》研究更加深入。本文就近20年来《尚书》研究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综述。     

20世纪以来明代《尚书》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尚书》备述远古之政理,在经学的经世致用影响传统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等方面尤为特出。长期以来,受清儒贬抑明代经学之影响,明代《尚书》学研究并不充分。20世纪以降,通论性著作以旧说居多,对明代《尚书》学缺乏整体性关照;专题性研究则围绕《尚书》辨伪和敕修书,亦有单篇经解、科考等论题。一些研究注意到《尚书》经解中涉及时事的解读,提供给明代《尚书》学研究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今后的研究应从《尚书》具有的政治功用着眼,探求明代《尚书》经解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展现《尚书》学在明代社会中发挥影响的诸多层面。     

周代兵制初论

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西至泾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邦周”(《尚书·大诰》),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了“大邦殷”(《尚书·召诰》)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固巩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者淮夷的残余势力后,又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初的这种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目的在于作为周王室的助手,以监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实际上具有武装殖民性质。     

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梅氏书平》的逻辑基点

朝鲜学者丁若镛所撰<梅氏书平>一书是专门考辨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一部力作,在古文<尚书>考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丁若镛书中首先确立了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即重新考证历史上的孔壁古文<尚书>,然后以此逻辑基点来平议东晋梅赜所献二十五篇古文<尚书>的真伪.通过二者的对比研究,丁若镛发现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不仅篇数、篇名不符,而且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亦有出入.丁若镛由此推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并非孔壁古文<尚书>.这是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仅有两成,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前期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本身就很高,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为从二品的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太低,而且他们在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因此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是比较高的。没有致仕的吏部尚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而卒为主,其他遭贬谪、弃官不仕的比例很小。以实职卒于任上的吏部尚书往往是因为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者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这对于官员的晚年生活有较大意义。     

论韩愈“古文”的涵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愈倡导古文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韩文公庙碑》),远承西魏时之苏绰、隋时之李谔及初唐时之陈子昂,近接元结、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柳冕、梁肃等古文先驱人物,下开北宋欧曾王苏诸大家,“卓然树立,成一家言”(《新唐书·韩愈传》),使“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其“摧陷廓清之功”(李汉《唐吏部待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发扬光大散文之勋,彪炳史册,惊耀天下,不可磨灭。然时至今日,到底韩愈所谓的“古文”的涵义是什么,尚无专文论及。一些论著虽偶尔说到,似乎并未解决问题。笔者不揣谫陋,在此略陈一管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