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南丝路国际贸易研究

明清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已成定局,蚕桑业中心早在唐代已移向南方。公元八、九世纪,波斯成为世界第二生丝产地,十四世纪,意大利丝织业发展起来,西北丝绸之路贸易大大衰落,这为西南丝绸之路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元明以后西南云贵两地先后设立行省,直接接受中央政权的统治,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再加上随着西南经济开发加快,交通驿路的展拓形成稠密的网络,大量汉人迁入屯田、开矿、经商,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田亩日开,客商日众”“人们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发生了些变化,为中外贸易     

从明朝西南边防看王阳明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朝建国之初,西南边疆的云南、川西等地还控制在蒙古王公的统治之下,为了稳定边疆,朱元璋派兵南征,统一了云南,此后又在在川西北实施了隔绝蒙番和绥抚土司的政策,从而稳定了该地区的统治。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朝廷内部政局变化,西北防务松弛,蒙古军队重新突破了川北屏障,再次威胁明朝的西南边疆,如何防范,成了明朝西部边防之急务。面对如此之局面,时任驿丞的王阳明在贵州实施了绥服土司、教化苗民之策,维护了湖广经黔入滇道的畅达,为明朝西南边防稳定做出了贡献。     

清朝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目的及影响

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元明清的历史时期,由于我国西南边陲地方的内部以及名族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而且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导致西南边陲地区社会不稳定。西南地区虽然远离朝廷,但是仍然受到朝廷的统治,因此,中央政府针对西南边陲地区当地的具体事情采取不同于内地的政策。即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归流是在土司...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论元朝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入迁与民族交融

元朝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因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区位,长期成为无数外来移民入迁定居之地。在元朝政府强制遣送和政策吸纳等综合性行政策略的共同推进之下,大批中原人口通过各种途径陆续移迁到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而且更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

唐朝统治边疆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不足与局限,这与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其治策有关.笔者以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为例,分析了唐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形成和由此在西南地区施行的治策,进而指出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及治策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雷同化地予以看待有悖史实.     

清雍正朝乌蒙、镇雄土司“改流”动因考——兼论清朝“改土归流”之实质

雍正朝对乌蒙、镇雄土司的“改流”是在特殊地域与特殊局势下的一次特殊战略决策。其背后的动因是为了清除漠西蒙古对乌蒙、镇雄土司的裹挟,防范西南土司倒戈,威胁清廷统治。与之同时进行的西南其他区域的“改土归流”,是雍正皇帝战略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清廷加强对西南地区直接管理的表现。所以清朝“改土归流”的实质,不是要对西南土司进行大规模裁撤,更非废除土司制度,而是一场军事战略决策与特殊事件引发的对西南地方行政设置的变动。     

辽朝西南面招讨使研究

辽朝西南面招讨使是统辖与管理西南边疆的最高军事长官,自太祖时期设立招讨司至辽朝灭亡,可考证担任西南面招讨使的共40人。以西南面招讨使的任职背景和转迁为视点,可以揭示辽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政策及其选官用人的某些特点,也可以看出西南面招讨使这一群体在辽朝统治阶级中的地位及自身的一些特征。     

宋朝在四川实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

宋朝在四川长期推行特殊化统治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四川在宋朝属于"阻远险恶"的地区,特别是全国政治重心在宋朝东移后,其距离京畿地区更为遥远,加大了朝廷的统治难度;二是四川经济在五代前后蜀的基础上,更为发达,"号为优裕",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地位更加突出;三是四川位居长江上游,虽远在西南,却具有牵制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南宋四川地区长期直接地面对金朝和蒙古的猛烈进攻,四川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朝廷不得不高度重视四川而施以特殊的统治。     

青海和硕特部蒙古与康熙末期“驱准保藏”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军队远侵西藏、占领拉萨,终结了青海和硕特汗庭对西藏的统治。青海和硕特、准噶尔、清朝在西南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为实现"驱准保藏",清朝两度派军远征在藏准噶尔军队,其中青海和硕特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分析西南边疆局势及清朝与青海和硕特关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青海和硕特的内争及其影响,可以厘清清朝如何争取、拉拢青海和硕特联军进藏,实现西藏纳入清朝版图的过程。     

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

“插花”是西南人民的俗语,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历史时期中国西南的“插花”主要集中在各省区或各府厅州县的交接处,以贵州最为突出。它的产生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统治方略与封建土地私有制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插花”之流弊,从明代开始就已显现,并为部分地方官吏所认识,但因受条件限制,认识极其有限,清理拨正也并不彻底     

汉唐西南边疆经略再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大高峰,汉唐两朝的建立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考之两朝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却有诸多相异之处.汉唐对西南均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经营,而谋划之结果却迥然不同.哀牢内属和永昌郡的设立是两汉在西南统治深度不断加强的明证,而南诏政权的崛起和西洱河战事却成为唐王朝经营西南109年的结果.唐朝于边疆地区的怀柔羁縻之策固然有其必要性,但疏于民治是其治边失策之处.只有军民并治,边疆地区才可能真正巩固起来.     

论彝族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土司制度贯穿元、明两代。元代全面实行土司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种“土流并治”的格局。但土司制度在封建王 朝统治者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安抚边疆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的土司政权在政 治组织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明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而在土司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地方的民族 特点。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逐步开始了所谓的“改土归流。”     

对20世纪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制度变革的认识

历代王朝在2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西南民族聚居地区一直实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羁縻政策,不干预这一地区内部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致使这一地区社会制度的野蛮性和不公正性较之汉区更为严重.历代王朝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的客观原因是对这一地区无力实施有效的实际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的长期实践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又重视从中国国情的具体特点出发,将民族工作纳入统一战线范畴,在西南民族聚居地区实行社会制度变革时,没有照搬汉区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形式,而是采取了和平、和缓、"慎重稳进"的民主改革方式,在不长的时间内,以不大的社会震荡为代价,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制度变革,消灭了民族剥削压迫和阶级剥削压迫,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和谐.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

万历初,以首辅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集团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之时,又审时度势,及时推行了调处民族矛盾、调适进贡制度、招抚叛乱"降夷"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在短期内改善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统治;但长远来看,它已难以适应少数民族的发展趋势,甚而成为激化明末西南地区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     

宋代民族地区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

两宋时期,鉴于西北、西南边区民族分布众多、形势复杂等因素,宋朝廷对民族地区各类纠纷的法律处置比较谨慎,其法律解决机制以习惯法为基本原则,逐渐加大国家制定法纠纷解决的渗透和力度,并形成民族边区国家法权威的主导性。灵活有效的法律机制对于确保民族地区社会统治秩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考释

"抗战大后方"(简称"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地域依托.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是地域与政治概念的交集,具有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完整性,突出国共两党政治差异性,强调西南尤其是四川的重要性等特点,包含了地域、政治、军事等丰富内容.大后方对于中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既是中国抵御日军入侵的最后战略基地,也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所在,是中共除抗日根据地之外最为重要的活动舞台.     

李德生回忆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强渡长江后,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和江南广大地区,摧毁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中心,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并即将取得彻底的胜利。然而,美蒋反动派不甘心灭亡,纠合其残存的150万军队,准备以华南的白崇禧集团和西南的胡宗南集团为骨干,组成“西南防线”,妄图负隅顽抗,并准备在不能立足时,退守云南、贵州,若仍无法存身时,则逃往国外。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第二野战军奉命     

试论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关系——播州例证

因特殊的自然人文条件、民族发展过程,中国西南、中南和西北等民族地区经历元明清等朝数百年的土司政治。从播州土司案例看,历代土司认同元明清等朝代表的王朝国家治统,因统治利益而结成复杂的关系:土司内部扶持又冲突,土司之间联合且攻伐,为国家权力向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渗延提供了契机。     

试评麓川的兴衰

麓川,原为十三世纪元王朝在云南行省西南部金齿地区设置的六路总管府之一,明王朝改置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是明代在云南西南边境设置的一个傣族土司区,其中心地区为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陇川两县全境及梁河、潞西两县的南部一带。从元朝末年开始,直到明朝正统年间的近一百年里,傣族首领土司思氏势力在这里发展起来,一度颇为强盛,据有以麓川为中心的大片地区,统治着以傣族为主的多种民族,形成了与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