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变革时期文学的历史要求和美学标志

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古人刘勰在其“体大思深,包举宏纤”的《文心雕龙》中说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学作为从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第二现实,作为一个时代人的打开了的心理史,它必须“与世推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一个时代的文学便有它所属时代的历史要求和美学标志,写一代风流,成一代文风。那么,我们变革时期的文学的历史要求和美学要求是什么呢?     

马克思早期美学思想发展探源

研究马克思早期美学思想,我们必须从这种思想的最早源头入手。我们不仅要从马克思本人最早的文字作品中去探索,还要到他生活的环境中去寻找一些影响他的美学思想的精神因子。 马克思本人写了什么固然重要。但是哪些人对他的美学思想产生过重要作用,他读过哪些人的著作,他受过什幺样的文化思想教育,这对于研究马克思早期美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方面。一个人的思想不是一天形成的,某种思想上的转变也不是一夜之间突发的,这里有着深层的精神土壤和思想种子在起作用。     

谈意志

存在主义者为什么要推崇尼采? 在探索存在主义来龙去脉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口口声声说什么 “整个人类命运不可捉摸”的存在主义,并没有把一切“主义”都“看穿”,却十分推崇尼采的哲学。雅斯贝尔斯认为“尼采是人类精神最深入的探索者之一”、“哲学家的导师”。他写过一本题为《尼采哲学入门》的书,认为尼采“同克尔凯郭尔一起决定了现代哲学的起点”。他还以为研究尼采“这位最后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位如此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哲学家”,是领悟“意识的始因”,“也就是在接近于实现这位思想家的思想”。     

杜威美学思想新探

在西方美学研究中,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美学是被误解较多的一个美学流派。提到实用主义、一般人总会想到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类行径。把这种看法搬到学术上来,实用主义哲学和美学就相当然地被称之为“市侩哲学”和“俗人美学”了。事实并非如此! 让我们先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心概念“经验”及其方法谈起。所谓“经验”,在杜威看来,就是自然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不定的、不断完善的有机体与环境、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他宣称,要拿他的经验自然主义所使用的经验方法去代替传统哲学所使用的非经验方法。他认为,非经验方法是一     

老子学说与中国美学精神

如同先秦时代的其他中国哲人一样,老子绝非一位美学家。他既未撰写过任何堪称“美学”的著作,也没有象柏拉图那样分出心来专门研讨过美与美感的问题,甚至也不曾如孔子或墨子那样重视地评价过诗歌及音乐问题。老子只是一位低产的哲人,他所留下的文字,在讲求学科精细分工的今天,似乎与专门的美学研究、艺术研究没有多少关涉。若是打算从《道德经》里寻出一个美学体系来,那只是缘木求鱼。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谈论老子哲学和中国美学精神?是否这种题目也纯属捕风捉影,乱点鸳鸯,象某些所谓比较文学的题目一样的主观随意?我们的回答是:第一,不必一提到美学,就立即联想到“结构”、“体系”等字样,就立即联想到康德、黑格尔以及种种冠以“美学”题目的鸿篇巨制。涉及到美学内容的思想探讨,並不一定非要有近现代美学研究的范畴形态。在先秦哲人的思索中往往是在试图解决若干大前提问题时,不经意地奠定了某些美学原则的基础,而这些成果对于我们却有重大的启示意义。第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说,中国的美学精神绝不是无源之水,     

一个从玄学向美学转化的论题——论“言意之辨”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每一次哲学的变革,必然引起美学的变革。魏晋六朝文论的崛起,无疑和当时思想的解放和玄学的建立密切相关。其后,玄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如玄学的“言象意道”“形神”“本末”“质用”“有无”“一多”“情性”“气”“自然”等理论,后来逐步转化为美学的概念和范畴。当然同样的概念,在玄学和美学里内涵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玄学对美学的影响以及两者之联系与差异。魏晋玄学的“言不尽意”论发展成美学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前者认为语言有局限性,无法完全准确地表达思想意识;后者则主张努力转化语言的局限性,使有限的语言能表达不尽的情韵。两者差异很明显,但后者又确发韧于前者。本文试图就言意之辨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这一论题,从玄学和美学的交叉点去探讨“言不尽意”论如何从玄学向美学转化,以此窥见玄学影响美学之一斑。     

艺术生产与消费中的“无我”与“有我”

19世纪,在东方,中国的王国维(1877~1927)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的主张。在西方,瑞士的布洛(1880~1934),在他的美学著作《作为一个艺术中的因素与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中说:“当人与艺术接触,或者仅仅作为欣赏者或者作为创作的艺术家,而对艺术发生一种无我的但又如此有我的关系时,心理距离在审美欣赏和艺术创作上就代表着此种关系所固有的一种特质。”②“无我”,就是主体同客体无心理距离,合二为一,也就是…     

维特根斯坦美论:从“本质”到“家族相似”

维特根斯坦在一则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科学的问题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是不能真正迷住我。只有观念的和美学的问题才能迷住我。”由于他在“观念问题”和“美学问题”这两个领域中的创造性的工作和卓越的成就,他不仅成了二一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且成为有着巨大影响的美学家。但他并没有写过专门的美学著作,他对美学问题的许多看法也只是散见于他的两部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以及大量的笔记、谈话和讲演中。其基本思想也可以较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前后变化同他在哲学上所实现的转变是密切相关的。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思想上发生过改宗式的大变化:他先后创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有独创性和巨大影响的哲学,而第二种哲学又是他本人对自己早期思想体系批判的产物。这在哲学史上也许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变化从哲学上讲实质就是从关心所谓的形而上学结构或世界的本质而转向关心语言的“使用”。也就是从一种神秘的本体论立场转向彻底放弃对不变、普遍本质的追求。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是和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这种发展就表现在他从承认美的统一本质走向否定美的统     

关于美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问题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学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里指出,研究美学不应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力主应当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意在针砭从概念到概念的不良学风,语重心长,值得尊重。其中涉及我还没有发表的一篇文章《美的定义及解说》,受教之余,引起以下疑问,写出来再向朱先生请教。首先肯定:强调美学的研究方法,也同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一样,应当从具体实际出发而不应当从抽象概念出发,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是不是说美学这门“科学”,根本不需要、不可以有任何定义呢?我想朱先生的原意未必如此。也许不过是说: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不宜太性急了,不宜过早地把精力放在勉强求得什么是“美”之类抽象概括的定义上,而应当主要先去下工夫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实际的审美现象、审美事实、审美经验,进行周密细致的深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从中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达到足够确切的认识,最终才能找到(或逐渐     

另一种活着:关于《活着》与《城市生活》的联想

“活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它总让人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你活着、他活着、我们都活着。但是为什么活着,活着该做些什么,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著名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这样写过,他在地坛里多年“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谌容更以《活着的滋味》为题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小品,它借助几位有代表的人物之口,述说着为人在世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表现了在改革大潮冲击之下,各种人物的心态,他们的奋斗、追求和无奈:有的人逢场作戏,游戏人生;有的人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有的人春风得意,驷马高车;有的人委委屈屈,怨天尤人……这些不谐和音,组成了一曲当代中国人“活着的人生滋味”的交响曲。于是“活着”常常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     

超主客关系与美学问题

自１９８５年发表《美学何处去》迄今,我一直在自己的论著、论文中反复强凋,我们的美学研究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固执地坚持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美学问题,不论是反映论美学,还是实践论美学,都是如此。结果,尽管我们也可以在某些方面获得若干成果（例如朱光潜先生在美学基本理论方面的探索）,并且形成种种不同看法,但是就全局而论,却都误入共同的歧途,以致越是努力就距离我们的最初目标越是遥远。换占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美学研究都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这样,尽管我们在美学领域中一直用力最勤,但是却偏偏收获甚…     

论考据方法在研究古典文学上的作用和限度——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和“红楼梦研究”

最近关於红楼梦的讨论,实际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讨论是非常及时的,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列馀势力在目前的文史学界中还异常的猖獗,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了使代们的学术研究不至於永久远远落在政治之後,在目前展开文史学上的思想斗争,展开学术讨论,是极其必要的! 因为我过去曾经讲过美学的课,在解放前,还曾写过古典文学考证和古典文学批评(属朱光潜派)的论文,所以有些同志希望我在红楼梦讨论中,提出些意见来。可是惭愧得很:我过去所讲的美学,乃是属於资产阶级所谓“实验美学”的美学,“实验美学”从生理的观点来讲美的起源和它的发展变化,属於机械论的范畴;同时我过去所讲的美学又是从我的行为主义的变态心理学观点出发的,行为主义也是一种机械论;拿“实验美学”和行为主义来批判实验主义的文艺思想,那就是拿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是不会有什麽结果的。我现在虽然已经放弃了“实验美学”的观点和行为主义的观点,并且已经对行为主     

用科学的思维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特点和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它是怎样发展运动的?有些什么运动特点和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与认识它?对于这些问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各个时期,我们都有一定的认识。但在今天看来,还有重新思考、研究和认识的必要。一在过去较长时期中,一些人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今天看来,不是时而过“左”,就是时而过右,几乎是始终处在“左”、右摇摆的认识之中。在过去人们多半是按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它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社会形态。我们因此就以“过渡”二字来理解它。于是就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是一个     

中国现代作家审美研究的突破——评龙泉明著《中国现代作家审美意识论》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发生着重大变化,其特征表现为:一是对“史”和作家研究的较大修正和重新评估,它显示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与历史真实接近,开始真正走向科学研究实践;二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域文化学研究的推助,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它使学科本身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狭小天地,而成为一个与多种人文学科互相交叉、渗透、比较研究的阔深地带。在众多研究者辛勤耕耘的这块学术园地中,我们看到,真正从美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作家进行系统而扎实的研究,以显示着自己的实力和个性的,龙泉明的《中国现代作家审美意识论》(武汉出版社93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审美意识论》)不能不说是第一部。文学的美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课题。在浩如烟海的美学、文学论著中,我们所看到的大体上都是以各自所专论的问题显示其优长,给人以启示。但这种从美学到美学,从文学到文学的思维定势仍有其不可避免的限制性,它往往给人一种将美学与文学“隔离”的感觉。龙著的动机正在于消     

美学论辩之一:“和谐”说与“形式”说

千百年来,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美的存在及其本质,关于美的学说理论,如同现实生活中美的存在一样,千姿百态,各有风采。本文吸收他人允当之说,在此基础上按照个人的美学观点来评述美学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美是和谐”说,看看它对我们今天的美学研究有何借鉴意义。一今天的美学家们谈到形式美的时候,有的认为“美是和谐”说以“美在形式”为立论前提,着眼于客观事物的形式特征去探求美之所在,因而认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理论。“美是     

美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

一、要重视美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粉碎“四人邦”以来的七、八年间,美学研究的热潮经久不退。但是,当前美学研究文章的理论深度从总趋势来讲在下降,许多美学工作者,包括青年美学爱好者离开了或不愿在美学的哲学基础、哲学方法论上下一番苦功夫,倒是过多地去关心、推广和开拓诸如技术美学、景观美学等分支的事业。有的青年人甚至急于在美学上见到实利。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从主观上讲,我们美学界这支队伍的哲学根底差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学本来是,现     

我不是我,我是“旁观者”

你最熟悉的人是谁?当然是你自己啦!正因为如此,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第一人称,即以“我”为主角的作文。那怎样才能把“我”写得更有趣、更有创意呢?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不是我,我是别人”。     

论中西美学和谐理念的两大范式

在中西方美学中,“和谐”大约是用来阐释和规定美的本质的一个最普遍、最经典的理论范畴了。特别在古典美学时代,这一点尤是如此。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一理论范畴作更进一步的梳理和辨析,就会发现,“和谐”这个经典性的美学本体范畴,并不是一个绝对普遍而抽象的规定;实际上,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民族、人文语境中,它都是一个具体范畴,都含着丰富多样、甚或迥然异趣的学理内蕴。对这一点,还不能说我们已有了清楚的认识。因之,本文拟从基本思维范式的角度,对中西美学和谐理念的相异之处作一点学理上的探询…     

“康德热”与新康德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涌进,我国理论界和高校学生中先后出现过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和实用主义热等。这些“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各自持续的时间不长。还有一种“热”则不然,它是“逐步升温”的,开始时还不为人们所注意,后来才慢慢感到它的炙人的“热度”,这就是“康德热”。 人们知道,在康德哲学中,深刻与浅薄、精华与糟粕并存。关于康德在哲学上的贡献,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曾在一篇纪念康德的文章中写道:“对美学所作的科学论     

台湾诗坛坐标上的《葡萄园》

物以类聚,诗以刊分,是台湾新诗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点。一部台湾新诗史就是台湾诗刊史。《葡萄园》就是一家重要诗刊。这家诗刊不仅在面世后的近４０个年头中从未中断过,更为引人瞩目之处是,它从创刊起,就从理论和创作两个向度上提出、实践和坚持了自己的“健康、明朗、中国”的现实主义诗歌路线,对台岛新诗美学颇有正面建树,对当今的大陆诗坛也颇有借鉴价值。《葡萄园》理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离开这个重要诗群,对台湾新诗近几十年发展的评价将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