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需要丰富发展而不能被取代——与魏宏森同志商榷

系统科学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争论涉及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问题。去年5月,魏宏森同志发表的《略论系统思维方式和改革开放》一文(以下简称“魏文”)提出辩证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由系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对作者的这一论断,我们实在不能苟同。大家知道,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普遍的思维方式。对思维方式起导向作用,是哲学的基本功能。唯物辩证法(或称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魏文提出以系统思维方式取代辩证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以系统科学取代和否定唯物辩证法。对此,应当认真剖析以明辩是非。     

“总劳动”不能创造总价值——与方华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刊登了方华同志《劳动价值论新探》一文,读后令人颇受教益。但是,方文(下同)依据其“总劳动投入形成总价值、即总劳动投入多少总价值就创造多少”的理论“新基点”,得出“金融劳动、科学文教劳动、行政国防劳动等社会必需、有效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因而也创造价值”的结论(在当前劳动价值论的话题中,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读后尚存疑虑,主要分歧在于:方文所谓的“总劳动”(包括了生产劳动与非     

劳动力所有制论不能成立吗?——与李光远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八二年第一期刊登了李光远同志的《劳动力所有制论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对主张劳动力所有制的论者们的各种见解,一概予以否定。其中,对笔者发表在《江淮论坛》上的观点,也提出颇多质疑。作为“论者”,我们有责任回答这些质疑,同李光远同志进行切磋。     

不能否定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与刘克鉴同志商榷

刘克鉴同志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一文(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对黄振奇同志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一文(载《红旗》杂志1980年第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读后很受启发。但是,对于刘文中关于否定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意见,我们却未敢苟同,现在谈几点看法与刘克鉴同志商榷。     

“客观真理”不能否认──与赵凤平同志商榷

“客观真理”不能否认──与赵凤平同志商榷钟朝仁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首先提出“客观真理”的概念，并明确规定了它的含义；我国哲学界也赞同和宣传列宁的观点。对此，赵凤平同志在《关于“客观真理”的质疑》叭以下简称《疑文》）中持相反的看法，认...     

不能否定人类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与赖金良同志商榷

我们读了赖金良同志的《是不可知论,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文,感到该文用人类认识具有相对性原理批判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立意是好的,部分论述也确有道理。但是,它对人类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予以全面否定,断言这决不是不可知论,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贯思想,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应当承认,对于世界可知性原理确实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把科学认识视为可以轻易获得和能够最终结束的,这给人类科学认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危害。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是得认真地究其根源。而赖文缺乏具体分析,笼统地把原因归咎于承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认为只有彻底地否认这种可能性才能克服绝对主义,这就未免有些简单化。为了说明问题,我们结合哲学史上的一些事实,探讨不可知论的认识论根源,并就如何克服认识论中的绝对主义谈一些看法。     

不能在误解中消融客观性原则——再与李惠斌同志商榷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展开了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避开的一个“操作面”,并已初获成果,值得高兴。问题是,在一些论者那里,“主体性原则”被解释成一种否定唯物主义客观性原则的东西。李惠斌同志《葛兰西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一文(《光明日报》1989年7月17日),便是典型的一例。它征引了七段马克思的话,三段葛兰西的话,论述自己的“实践本体论”。这种征引,以及作者对它们的发挥,把马克思和葛兰西均刻划成避开唯物和唯心基本分野的“实践本体论”者,这显系误解。本文将逐一分析李文对这十段话的误解,与作者商榷。     

试论投资与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及其对策——兼与刘慧勇同志商榷

当前,进一步深入探讨投资与国民经济同期性波动的理论问题,对于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科学地把握投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保持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平稳,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刘慧勇同志的新作《投资规模论》一书在国民经济与投资的周期性波动及其成因等方面作了一些十分可贵的理论探索,笔者读后收益非浅,故作此文,谈谈笔者的体会与思考,有的观点兼与作者商榷。     

不要以偏概全——与李民同志商榷

《中文信息》94年第1期刊登的李民同志的文章《“五笔字型”好还是音形码好》对五笔字型和音形码做了对比分析,其中有片面的看法,提出来就教。 该文说:“目前音形码的编码规则普遍采用汉字的声母和笔画、字根的声母读音来定义……每种音形码的笔画、字根在个     

假象本义——与京如赋同志商榷

《福建论坛》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发表的京如赋同志文章《假象真义》(以下简称京文)提出"假象是事物本质的一种客观的、自然的、迸发的、从属的和反面的现象".这与我国理论界流行的假象是"事物本质的一种歪曲的表现"(《辞海》哲学分册第84页)是一致的.我认为,这种关于假象的观点,不符合哲学史上的假象范畴的原意,它不能正确地说明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     

甘棠港辨析——与王铁藩同志商榷

王铁藩同志在《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上发表的《唐末开辟的甘棠港址考》(以下简称《港址考》)一文,就唐末福建观察使王审知开凿的甘棠港进行了一系列颇为严密的考证。作者认定,甘棠港作为“商港”,“不论在(海船)停泊安全以及防卫上,都十分适合辟为对外贸易港”;明确指出,甘棠港“在今福安县(下白石),应该说是可以肯定无疑”;并果断地否定“‘甘棠港就是福州港’的时兴说法”。该文对探讨已久的甘棠“港”的性质和港址都做出明了而肯定的结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赤壁之战析——与尹韵公同志商榷

<正> 赤壁之战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战役,这一战的结局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发生了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建国以来,有些史学家对赤壁之战规模的大小,曹操之败的原因等等提出疑问。     

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原理不能轻易否定——与沈仁康同志商榷

读了沈仁康同志的《典型琐谈》(载《学术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得益不少。沈仁康同志在文中批判了长期以来,特别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典型理论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提出对于艺术典型的问题要“结合创作实践,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和总结”,这我深有同感,并表示完全赞同。但是,文章把典型理论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归咎于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原理,认为因此而“造成混乱”,“很容易把工作上的典型概念和艺术典型概念混同起来”,“导致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结论”,抹杀了“艺术典型的独特的特色”,那就未免失诸偏颇,我认为就值得商榷了。     

实践不能确切地证明真理的适用范围吗?——与陶德麟同志商榷

去年《新建设》第10期上发表了陶德麟同志的《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几个问題》一文。陶德麟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一种认识是不是具有不依賴于人或人类的客观內容,是不是同一定的客观对象相符合,也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理,这种事情,实践是能够确切地证明的。……这正是实践标准的确定性、绝对性的表现。当然,问題还有另一面。科学理论中确实还有不能为实践所确切地证明的东西,那就是关于真理的适用范围问题。……真理界限问題归根到底还是可以依靠实践得到解决的,但     

牛金星降清有据——与王兴亚同志商榷

<正> 《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刊登的王兴亚同志《牛金星降清说质疑》一文,对牛金星是否降清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读后不无启发,但我觉得王同志的结论仍值得商榷。就我所接触到的史料来看,我认为牛金星降清是确凿无疑的。这不仅有众所周知的《清史稿·季开生传》为据,更重要的是有清初的档案材料相佐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六一八页载吏科给事中杭齐苏于顺治四年八月十九日的题奏中写道: 吏科给事中臣杭齐苏谨题,为孽党不容漏诛,名器不宜久玷,仰乞敕部查明伪     

张乐行是不是英雄——与张珊同志商榷

张珊同志在《张乐行的革命精神永在》一文中,给一个世纪前,被清王朝杀死的捻军领袖张乐行的幽灵,披上“英雄”的面纱,穿上革命先烈的华服,歌功颂德,赞扬备至。他称张乐行为“伟大的农民领袖”、“反封建的战士”,为“农民利益而牺牲”的“烈士”。说他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斗争的一生,革命的一生”,要读者緬怀“先烈”,学习张乐行的所谓“坚持革命、坚持斗争”的精神。     

拜上帝会考——与茅家琦同志商榷

洪秀全冯云山有没有建立一个“拜上帝会”?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否定的意见。茅家琦同志认为:“洪秀全、冯云山宣传拜上帝,通过劝人拜上帝团结了一大批革命群众,发动了金田起义。洪秀全没有建立什么‘拜上帝会’,地主阶级的一些记载中所说到的‘拜上帝会’是他们强加给拜上帝的人的一个称号。”①理由是除了地主阶级的一些     

辨朱锡锟行迹——与王宏斌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北伐军四统帅之一朱锡锟,于1853年6月20日在朱仙镇和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联名向北王韦昌辉禀报归德战役及进攻开封等情况,后便在北伐的队伍中消失了。河南师大历史系王宏斌同志《太平北伐军将领朱锡琨行迹考》一文(见《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认为朱锡锟是南归军的统帅、第一次援军的将领之一,于1854年5月牺牲于山东曹县。我觉得王宏斌同志的论据和结论均有不妥之处。 一、《山东军兴纪略》《豫军纪略》《平定粤寇纪略》三部书不是太平天国自己的文献,亦不是北伐军成员及镇玉北伐军当事人所撰,对其中有关北伐军及朱锡锟最重要最基本的情况都搞不清楚,不能作主证。如《平定粤寇纪略》,把援军的出发时间提前两个多月,《豫军纪略》将援军错记为“至直隶与林凤祥等合势益张”,《山东军兴纪略》竞给予朱连降七级为“伪军长”。这些当然不能作为研究朱锡锟的可靠资料。 二、《盾鼻随闻录》一书,连与作者同时代的薛福成都认为其内容“附益以子虚乌有、凭空编造之辞”而“当毁”。文中关于北伐军的记载不符太平天国体制,太平军中根本无红、兰、白、黑多     

也谈能动性——与李鼎文同志商榷

<正> 关于能动性问题的讨论,已历时四、五年了。李鼎文同志的《关于能动性的历史考察》(载《文史哲》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以下简称《考察》)一文,在突破“万物皆有能动性”的思想方面,给人许多启发。但文中也有几个问题笔者不敢苟同,现陈述如下,并以此就教于李鼎文同志和学术界。     

消费主义的未来——与杨庆祥同志商榷

品读杨庆祥力作<消费主义的神话>,从批评话语分析和批评问题实质两个方面进行争鸣.<消>文批评问题的实质是文学消费本质问题,印中国文学市场分化趋势加快,初步形成文学分层消费和分众传播格局,传统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将被各种类型化的文学科目取代,这是一个渐进式的文学消费转型过程.郭敬明们具有先天禀赋比较优势和消费市场环境外部推力,是参与文学市场分割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文学体制精英如需重建广大读者信心和塑造崭新市场局面,当务之急并不在于迫切表达形而上的现象批判,重要的是如何在消费主义时代重建中华历史文豪的豁达气度.希冀以一种后革命式的激进文学评论风格,唤醒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