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层结构“动+介”的词汇化及介词的赋元功能

“动+介+宾”结构是一个具有规律性且呈现出凝固化倾向的结构,从历时角度来看,“动+介+宾”结构并不是新出现的语法现象,而是从古代汉语中遗留下来的,只不过后来介词短语前置在现代汉语中逐渐普遍,本结构才显得尤为特殊。从共时角度对“动+介+宾”结构进行特征分析,介词充当了赋元和信息补充的作用,“动+介+宾”结构经过了一个跨层再分析的过程,将其定义为动宾结构更为合理,结构中的介词发生了去范畴化的现象,逐渐实现了与动词成分的跨界合并。     

《三国志》"以·宾"结构考察

"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汉语语法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三国志>"以·宾"结构的考察表明:"以"在宾前这一结构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则已经确立;<三国志>中"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于只作状语和补语,<搜神记>中则固定于作状语和补语;"以宾+动"中的谓语结构比"动+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向;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的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的固定用法体现出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特性.     

浅议“在+处所”的语义功能与关系化

"在+处所"这一介宾短语是汉语句法结构中常见的一种格式,是表状语性处所范畴的一种语法形式。本文选择施事做主语、受事做宾语的核心句式考察"在+处所"的语义功能表现和关系化的结构框架,发现在不同的语义功能限制下会出现介词省略和出现两种情况,而且关系化过程一般不会因为"在+处所"不同的语义功能而发生质的变化,关系小句的类型多是空缺型和代词保留型。     

名词性状化与语言变异

本文着重阐述了以“副+名”结构形式出现的名词性状化的语法特征、产生基因及条件,指出它是汉语名/形词类转化动态语法功能链条中的中介状态,并从语言变异角度分析了它对语言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有"字存在句与"there be"结构互译的原型效应

统计分析汉语存在句"有"字句和英语存在句"there+be+NP+(LP)"的译文,发现"有"字存在句英译时最典型对应形式是"there be"结构,而"there+be+NP+(LP)"结构汉译时最典型对应形式是"有"字存在句.汉英这两种表存在的结构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对应关系,表述功能上基本对等.在认知上,这两种语言在表达存在概念时都聚焦"存在物",在译文中以不同形式来凸显"存在物".     

“名+动”非主谓式组合探微

汉语中"名+动"式组合一般表示主谓关系。一般来说,表示偏正关系的"名+动"式组合,都具有与之相对的"动+名"动宾式结构形式。"名+动"偏正式组合有其独特的表达功用与构成方式,它产生于汉语自身,古已有之,并非为现代汉语所特有,受外语的影响而得以大量涌现。在构成新的句法结构中,其组合功能也呈现出不同于"动+名"动宾式结构的特性,体现出语序在汉语语法中的地位之重要。     

《论语》中的介宾短语

《论语》中的介词共有10个,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於"和"以"。其中"於"、"以"、"于"三类介宾短语比较特殊,既可以位于谓语之前,又可以位于谓语之后。总的来看,《论语》中介宾短语出现在谓语之前少于谓语之后。     

文言文中“于”的介宾短语的基本用法

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于”是常见的虚词,它在古汉语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介词。所谓介词,是用在名词、代词或某些名词性短语的前面,同它们结合起来组成介宾短语,来对动词或形容词进行修饰的词。这说明介词必须有宾语,并和宾语组成介宾短语,对谓语起修饰作用。     

试论“向”的几个特殊用法

文章讨论了"向"语法化过程中的几个特殊问题。"向"与"乡"在动词和介词用法上是相通关系,而不是相同关系;"向"和"乡"的词义引申路径相同,但存在发展先后之别,后因"乡"词义的发展而与"向"分道扬镳。文章对先秦"方位词+向"的特殊性进行了论述,认为从"方位词+向"到"向+方位词"这一语序的变化是因"向"介词化后,在介宾结构的类推作用下发生变化的。介词"向"还可以进一步虚化,成为动词的粘着成分,使得"向"可从句法层面进入到词法层面。     

试说处置式的产生与发展

处置式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为此史存直先生曾在《汉语语法史纲要》里提出疑问,认为应该称作“把”字句。处置式是汉语语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和普通的介宾结构不同,尽管后来的处置式也有不表示处置的,但处置性毕竟是这种句式产生时的重要特征,何况又不仅限于“把”字,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称为处置式。处置式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用介词“把”或“将”把作为受事者的宾语提到动词前,目的是为了理顺句子内部的结构关系,使之变得清楚明白,有时也有强调受事者的意味。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