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

"碎片化"指向的是政府部门内部各类业务间分割、一级政府各部门间分割以及各地方政府间分割的状况."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并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以专业分工、功能分割、层级节制为特征的"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在工业化时代体现了效率和理性,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遍应用以及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提出和践行,该管理模式日益暴露出其固有的弊端. "整体型政府"正是针对政府管理模式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构建整体型政府需要从机构、信息资源、业务流程、服务与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     

梁实秋:现代文学史上的"反主题"批评家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点鲜明的批评家.在梁实秋早期对新文学的严厉批评中,即显示了其片面中又不无某些深刻的文学见解,他注重理性、标准与节制,强调以所谓"文学的纪律"来抑制浪漫的态度,反对感情决溃.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是梁实秋"人性论"的基本架构.他在20世纪30年代同鲁迅论战,暴露了其贵族化的立场,但他对当时"左"的机械论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有的也切中肯綮.由于现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梁实秋的文学观注定要被现代文学主潮抛弃.但作为一位有理论个性的批评家,无论是得是失,他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其特有的痕迹.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存异"与"趋同"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理论和政策方面明显的"存异"和"趋同"现象."存异"主要体现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取向之间的互不相容,"趋同"表现为两者之间互相吸收对方合理的理论并进行综合."存异"和"趋同"与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两大"转换"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大转换,即由新古典经济学向凯恩斯经济学转换.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滞胀"又促成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衰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互相接近,形成西方经济学"趋同"的发展方向.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发展演变趋势,有助于对其理论主张和政策的时效性形成清醒的认识,同时把握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论"开明派"的文化选择

"开明派"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思考,自觉选择了继续坚守启蒙立场的文化路向.这种选择,与他们多年从事启蒙工作的经历密切相关,也显示了他们对启蒙工作价值的深刻理解.     

民国宪政史上追求"直接民主"的尝试及论争--从"国民大会"观民国政制的演变

国民大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追求直接民权的制度构思,孙中山的政制设计也使用了这一组织形式.南京政府30年代的制宪过程中,"改造代议制"抑或"重回代议制"的不同意见反映在有关国民大会职权设置的争论中.40年代的宪政运动中,国民大会职权问题再次在国民党内外掀起轩然大波.中间势力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使1947年宪法走上了"重回代议制"的道路.     

论"社会剖析派"的乡土小说

20世纪30年代伊始,茅盾、吴组缃、沙汀、艾芜等"社会剖析派"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对社会人生世相加以冷峻剖析的作品.在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中,他们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及"异域情调"的风景画、风俗画的多种艺术方法的描写,既是对早期"乡土写实派"的历史回应,又开创了新的乡土小说范式,为20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和发展路径的启示.     

"学"随"术"变的当代传统——以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研究为例

"'学'随'术'变"不仅是中国经学史的特点,同样也渗透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如果对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研究做一个历时性考察的话,这一特点就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本身就是"胡适思想批判"的产物,紧密追随政治形势进行的鲁胡比较工作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末.整个80年代,学术界逐渐改变一味尊鲁贬胡的习惯,在逐步祛除强加在胡适身上的不实之辞的同时,也褪去鲁迅身上附着的政治釉彩.90年代以来,研究界更趋向多元化,对胡适的渐进式改良有了更多的认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变迁的大致脉络在鲁胡比较研究的课题中隐约可见.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红色文学与"史诗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建国后最具文化意义的现当代文学经典危机的出现.与政治气候变换直接相关联的红色文学面临巨大挑战,红色文学的价值间题也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