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也表明尽管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相对贫困治理是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石。对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现实难点,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应为:一是创新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建立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化的对接机制、相对贫困的认定标准和识别体系、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对标机制;二是坚持内扶与外扶协同联动,建立一体化“扶智”体系,在乡村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增强其获得感,破解“等靠要”意识,强化内扶的动力之源;三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相对贫困群体的就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支撑体系,为相对贫困群体提供可持续发展保障。     

后脱贫时期我国贫困治理的演变趋势与应对路径

我国进入“后脱贫时期”这个贫困治理的新阶段,由于贫困的韧性和动态性,贫困治理将呈现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客体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治理视域由农村贫困转向城乡贫困、治理模式由攻坚扶贫转向预防返贫等一系列新特征。基于此,“后脱贫时期”的贫困治理需要提出新的应对路径,通过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叠加效应,综合治理相对贫困、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融合的贫困治理体系,防范化解返贫风险、构建防返贫机制,实现“后脱贫时期”贫困治理体系的重塑与转型。     

“双非地区”倒挂式贫困的治理困境

倒挂式贫困主要包括发展倒挂和福利倒挂两层含义，是政策倾向性下资源的非均衡配置、行政压力弱传导、政策叠加与“福利悬崖”以及乡村场域内在的贫困韧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倒挂式贫困具有分布弥散、群体的内生发展能力受限等特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既有脱贫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和套用，而需要顶层设计层面立足整体性治理，将扶贫战略逐步转入“战时”与“平时”相结合的过渡模式，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功能，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涉农战略衔接配套，增强倒挂式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     

贫困治理困境的结构与冲突

运用“结构—冲突”的分析框架,通过对Z县精准扶贫案例的分析发现,贫困治理中的冲突可概括为两类,分别为主体间冲突和项目制冲突,而导致精准扶贫陷入两类冲突的重要原因是结构性要素的失衡。具体而言,贫困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制度结构的非稳定性、利益结构的非均衡性、治理结构的非对称性和资源结构的非对等性。在当前精准脱贫的决胜攻坚阶段,应注重从村庄治理入手,通过结构性调适建立起相对均衡的体制机制,进而化解贫困治理中的冲突与矛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与路径

当前贫困治理重心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向更隐蔽、识别难度更大的相对贫困转变，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问题依然存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一的治理规范、治理工作或治理要素，而是融合为一股新的治理力量，嵌入到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当中。我们迫切需要正视并剖析这股新迸发的治理力量，重新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特征。运用理论思辨和逻辑推理方法，提出通过“场景适配—情境互动—主体增能”的嵌入逻辑，为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新的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可行路径。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2020年11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理解脱贫阻滞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提要]“等、靠、要”之风是当前精准扶贫面临的一个阻滞困境。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此类行为本质是“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引发农户对贫困治理的负反馈,而非长期固化的贫困文化思维或单纯的自利心理。“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包含了当前政府的贫困治理行动与乡村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之间的三重矛盾：第一,贫困识别的国家理性与农民的乡土逻辑之间冲突;第二,产业扶贫的运作规则与贫困户的弱社会支持之间不匹配;第三,贫困退出的底线性原则与贫困户的发展性考量之间矛盾。这三重矛盾是催生贫困户或非贫困户对公共资源的谋取行为的结构诱因。因此,只有深入政策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改善政策设计、促成政策共识、优化政策执行规则形成良性的贫困治理秩序,才能消除“等、靠、要”的脱贫阻滞困境。     

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及走向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迁,从“控制—依附”关系向“合作—自主”关系,再向“对称性互惠”关系变迁。本文论述了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特点、原因、影响及效果,探讨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城镇化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农村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将是相对贫困防控的重点特殊人群。在相对贫困下,关注农村老年贫困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要把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创新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转变;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以构建相对贫困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优化研究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是我国相对贫困治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治理重点、治理地域、治理维度、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主体等方面发生了转变。文章通过分析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现状和特征指出,由于我国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在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立健全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创新。     

从“核心-边缘”到空间正义：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的减贫工作重心已经从脱贫攻坚转向共同富裕。聚焦乡村旅游情境,基于“核心-边缘”与空间正义理论,以江西婺源李坑村为案例,剖析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的空间非正义表征与机理,揭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模式与路径。研究发现：生产要素回流、人民主体性回归、空间秩序再建构、物质与精神双重发展是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价值互嵌的底层逻辑。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源于地理、产业、资源、决策等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非均衡空间结构引发边缘群体的多元化涌现。治理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从空间结构、主体关系、治理体系三个层面构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模式,保障边缘群体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权益的平等共享,最终实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的区域正义、阶层正义、资源正义与权力正义。     

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对扶贫的影响

扶贫工作中宏观的制度上的问题已经被广泛关注,但对微观的权力与结构性问题关注较少,然而,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最后一公里"。扶贫成效与乡村治理状况紧密相关。乡村治理呈现出一种共谋与垄断性的权力结构,乡镇政府与村干部之间存在共谋,两者都具有扶贫资源的分配权,其越轨行为会给扶贫工作造成各种偏差,如识别不准、资源跑漏、扶贫效果不好等。普通村民尤其是贫困群体常常被排斥在扶贫决策过程之外,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这既不利于干群间建立信任,也不利于贫困群体发挥主动性和主体性作用,会极大地影响扶贫效果。因此应提高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和发言权,以制度创新改善乡村治理权力结构。     

需求侧管理视角下社会救助体系分层分类改革研究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背景下,未来的发展趋势将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当前,绝对贫困治理重心已转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社会救助体系发展处于救助需求承接、资源优化整合和扩容增幅的过渡期,尚存在“瞄不准”“接不上”“不主动”等供需错位问题。对此,可以根据群体特征和需求差异对社会救助体系进行纵向分层和横向分类设计,将低保群体、特困人员、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贫困群体和遭遇急难群体划入“三圈层”救助体系,实施精准化分类管理,并尝试设计社会救助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衔接的体系联动机制,以期助推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从体制区隔走向协同治理：兰考精准脱贫的实践与思考

2017年3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及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正式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正式从脱贫攻坚阶段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兰考之问——“兰考是如何脱贫的”、“兰考经验是否可复制”,迫切需求答案。贫困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一个领域,其理念与手段深受国家治理理念转变的影响,同时也借鉴、改造与创新其他领域问题治理的探索实践。文章在回顾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反思传统扶贫方式的缺陷与不足,梳理“十八大”以来的贫困治理新思路,总结提炼兰考精准脱贫样本的经验。兰考脱贫故事发生在中国整体性国家贫困治理理念与制度创新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找到了制约传统贫困治理方式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因素,在政府部门关系与层级关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方面有所突破,在贫困治理机制上有所创新,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区治理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有机结合的产物。     

能力视域下相对贫困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厘定生成逻辑既是相对贫困治理策略空间选择的目标靶向，也是加快形成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前置基础。新发展阶段赋予相对贫困新的时代内涵，文章基于能力情境透视相对贫困的形成机理及治理路径，从家庭资本禀赋匮乏、权利与机会缺失和韧性能力阙如三维视角尝试性解构相对贫困的生成逻辑，探索性回答相对贫困的比较性、多维性、发展性、动态变化性等内在特质。以此为逻辑延续和脉络基点，从内外因素综合制约、识别困难及治理复杂等角度审视相对贫困群体能力的提升困境，继而从全方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赋权增能”弥合能力鸿沟、多元力量共筑韧性网络体系及强化能力培育与再造长效机制四重维度形塑相对贫困群体的能力提升路径，以期在相对贫困群体能力锻铸过程中梯度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集体社会工作：基于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方法创新

当前,社会工作领域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这三种现有方法无法实现对贫困群体生计治理的有效介入。而将服务对象组织成一个“集体”,使服务对象共担风险与利益,进而再付诸各种专业方法的“集体社会工作方法”,能够使服务对象在“集体”的帮扶下,在真实的风险压力和利益激励下参与生计运营,从而有效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摆脱贫困状态。我国民国时期社会学的乡村建设学派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开展的农民合作社建设与农民学校建设,就是集体社会工作方法的早期探索,当前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合作社建设的实践也表明了集体社会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同时,集体社会工作方法不仅适切于贫困群体的生计治理领域,它以将服务对象建构成“有组织的整体”为基本特征,更能够面向一般性服务对象开展介入服务。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迈向共同富裕的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之策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农村的贫困样态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农村工作的重点将围绕解决相对贫困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展开。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人口规模大且分布广、多维性和长期性特征,而相对贫困的治理又面临诸多挑战,如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测度难、收入之“贫”和发展之“困”的双重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引领能力不强等问题,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需要建立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拓展增收渠道以摆脱收入之“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发展之“困”,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