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的“之”是指代“民”还是指代“王”

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旧注或从中读出愚民的含义。当代学者或不满旧注,作出各种改读。由于新出竹书《尊德义》含有对这句话的句读理解,可知改变句读的诠释路径是走不通的。但《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的释读是新的难题。本文对有关竹书的文句提出新的解释,依据郑玄注所包含的语法定位以及对新出竹书例句的理解,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有一隐藏主语王,之指代王而不是指代民,句意是说:王可以使民跟从他,不能使民认知他。     

为夫子一辩——如何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由于过于简约,致使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者认为此句体现了一种愚民思想。结合古人释义中的"由之为德政,知之为刑政"说和"圣人化治天下,不落形迹"说,应将此句放在孔子治国为政的整体思想脉络和义理旨归的意义架构中来理解,而理解孔子所言之义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可使民由之而不可使民知之的。圣人之治明并日月,化行若神,如天德之流行化育,故百姓在其治化之下生生不息(由之)而不知其善、不识其德(不知之),在此意义上,圣人之治实则蕴涵着一种不必甚或不可使民知其善、识其德的高远境界,正如古人所谓"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正唯不使民知之,故圣人之治才真正成其为美政善治。     

再论甲骨文“巴”字是“妇女怀孕”之状——兼答谷斌、刘雁二同志之“商榷”

甲骨文中有“巴”字,其形是“妇女怀孕”之状。谷斌、刘雁二同志不同意此说,认为“巴”字与“巴蛇”有关,“巴”之本义为蛇。“巴”字字形与“蛇”形不类,字义上没有共通之处。《说文解字》对“巴”字的解释有误。殷周时代的“巴人”分三部分,即丹阳巴人、巴子国和夷城巴人。丹阳巴人是甲骨文中的“巴方”。“商榷”一文所论的是“夷城巴人”,而“夷城巴人”不是甲骨文中的“巴方”,而是殷末周初的“虎方”。他们崇拜“虎”,而不是“蛇”。故“商榷”一文所论没有中的。     

“徽州”之得名——在纪念徽州得名888周年座谈会上的主题发言

一、徽州得名的时代背景 北宋末年,徽宗、蔡京、童贯一伙贪得无厌,横征暴敛,赋役繁重,“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宣和二年十月初九（公元1120年11月1日）,歙州人方腊率众在睦州青溪县万年乡帮源峒（今浙江淳安西北,另一说起义地点是在歙县七贤村）发动起义。起义迅速向周边地区蔓延。至宣和三年正月（公元1121年1、2月间）,方腊起义军先后攻下六州五十二县,包括今浙江省全境和安徽、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的广大地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问题检讨与新解

传统注疏关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是一贯的,也是正确的;现当代出现的十七种句读则是不对的。古今对于"使由使知"两句可分为传统注疏、现代训释和当代训释三个阶段。古人注疏不存在所谓愚民说,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愚说。"愚民"与"民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训释呈现出愚民说与反驳愚民说的两派斗争,愚民说的流行其实是时代思潮的产物。从1980年代以来愚民说即遭到了人们的持续反思和批评。从郭店简《尊德义》来看,"使由使知"两句并不表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它们的大意是:人民可以让他们跟从大道,但无法使他们知晓、认识到道本身。     

试论“司马史观”与日本近代史中所出现的“虚构现象”

日本"司马史观"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日本自明治时代开始,为了修改日本和西洋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就以西洋为目标对自己的历史做了修改.其目的,是使日本拥有一个和亚洲不同的历史外套,并使其具有"欧洲血统",以便使日本拥有一个更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现实需要的历史."司马史观"的出现,也是日本在取得战后的经济腾飞之后,为了满足自己经济胜利的心理需要而出现的产物.但是这种无视历史的客观性而按照自己主观意愿编纂出来的"历史",虽然满足了一部分人的需要,但对于要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日本政府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

郭店简《尊德义》等相关文献为我们理解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本真内涵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方向.近年的相关研究,略偏重和纠结于“知”与“强”的对应关系,多从单纯治术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汉语中为一典型的兼语句式.这两个使令动词后加兼语、加谓词性词组构成的兼语句子所表示出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教化方式.“知”与“强”二字亦并非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民可使由之”之“之”,既非指“民”,亦非指“王”,而是指“王教”、礼乐或“道”.此道、礼乐,是统治者和天下百姓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而王与民当共由之.旧注理解“民可使由之”的“王教”论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真.《尊德义》通过“道”的本体义与随从、引导诸义间的内在意义关联性,揭示出了其德教原则的形上学根据.“使由之”或“使道之”这种为政、教化的方式,其精神本质就是要把“民”先天所本有的“道”在民自身中实现出来,而其实现的途径,则是“德教”.儒家反对使民“知之”,此“知”应读如字;其所拒斥的正是人主以强力推行其政令那种愚民的暴政.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其将人先天固有之道“还”给人自身,导民由乎自己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政治理念,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     

完整理解《尊德义》后,再说“民可使由之”章

本文条列学术界对《论语·泰伯》第九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的标点论说,结合郭店楚简《尊德义》全文进行对读比较,提出了更为可信的标点看法,指出了更符合该句原意的释义。     

由“天”之意涵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在先民的思想世界中,“天”兼具自然性与宗教性,但是在周以后,随着人文精神的觉醒,“天”的这两种性质逐渐分离开来,一方面是其自然性凸现出来而与人相分离;但更重要的是“天”的宗教性的意涵转化成为人的道德的根源,因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味,但它与人的终极关怀和功夫修养仍然紧密联系。因此,通过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儒学同时具有宗教性与哲学性的特质。     

试论儒家的“立人之道”

儒家以心性修养而“立人”。仁与义的辩证统一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内在驱力 ,儒家以此为立人之道。其显于世 ,则为礼乐、风俗和法度之建立 ;化于心 ,则为个人道德品格之完善。追本溯源 ,均未出于一阴一阳之道。于此 ,以用中之道分疏而统观之 ,可证全部儒学俱为形上之道的显化。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雅”观“通俗”的读法——以《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为据

《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框架本于《夷坚志·舒民杀四虎》,但细节脱化自《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故事和《老子》"上士闻道"云云的名言。这表明古代通俗小说虽源于说话,流传至今的文本却是"雅"人做的,而"通俗"之本义之一即化"雅"为"俗"。因此,通俗小说不是俗文学,而是以"俗"传"雅"、"俗"中有"雅"、貌"俗"而神"雅"之文学,适用一种带有"治经"特点的"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这种读法有利于揭蔽古代"雅"、"俗"文化之间历史地存在着的内部联系,发现其中与矛盾对立并存的和谐统一的一面,更加深入解读文本。     

“由儒入道”与“非儒弘道”的歧路与会通——以阮籍与嵇康的哲学进路之比较为例探析魏晋玄学的生发理路

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经董仲舒改造的汉代新儒学曲折地彰显出道家基质。魏晋之际,儒道互济、阴阳表里。作为“竹林玄学”的领袖,阮籍“由儒入道”,以儒道价值认同的进路通达玄学;嵇康“非儒弘道”,以重估儒家价值的进路展开其玄学思想理路。阮籍与嵇康殊途同归的哲学进路折射出魏晋玄学生发于先秦以降儒道互济的思想理路。     

试论“太康之英”陆机的创作心理与动机

本文认为,陆机其所以被称为“太康之英”,乃是他的诗文创作代表了绮靡繁缛的太康文风。通过对他现存作品的考察辨析,可以看出,这种崇尚绮靡的创作倾向,其动因主要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获致官职。     

在内圣与外王之间——由“勿之所至”论孔子政治理想的实施途径和方法

对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勿之所至”的“勿”,应理解为人民以农事为基础的物质生活,并以此为“五至”的逻辑起点,论析了孔子“达于礼乐之源”的政治理想实施的具体途径,同时认为,“勿之所至”所体现的“日将月就”、由微知著的思想方法,是为人君者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桥梁。     

从“是非之知”到“莫若以明”:认识过程由“知”到“德”的升进——以《庄子·齐物论》为中心

《齐物论》设置了吾我作为两种认知主体的差异:在语法上吾为主格而我可为宾格,在意义上我是与天、地、物相对待的主体,也是眼、耳、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互通的知言主体,而吾在内部则意味着官能的相互通达,在外部则意味着天籁与人籁的统和与沟通。从我达吾之路,是从认识上的是非彼此的构成返归莫若以明的清明状态,即以明接纳天机主导的运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