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史的新探索——评《从闭关到开放》

<正> 洋务运动史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争论最为热烈的课题,成果斐然,令人注目。然而,三中全会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尚无一部全面研究洋务运动的综合性专史。由李时岳、胡滨两位教授合著的《从闭关到开放》一书(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填补了这项空白。在近年来的洋务运动史的讨论中,出现了三派不同观点,一派基本上否定洋务运动,一派肯定前期洋务运动而否定后期洋务运动,一派则基本上肯定洋务运动。李时岳、胡滨是基本上肯定洋务运动这一派的主要代表者。他们在新著《从闭关到开放》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洋务运     

对中国近代史主线论争的回顾与思考——林华国教授访谈录

中国近代史主线问题，长期聚讼不已。1980年代以来，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的传统派的观点，受到了来自黎澍、李时岳等人的挑战。黎澍、李时岳学派的观点“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事实上，这两派各自的观点，都有与史实相抵触的地方。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探讨，应该在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前提下，回到历史本身，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理论分析。已故邵循正教授的研究成果，是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值得借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华国先生，长期从事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主线问题论证的亲历者，他的专著有《义和团史事考》（最新修订版名为《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和论文集《近代历史纵横谈》，在学术界都有很大影响。     

求实求新 勇破勇立──李时岳《近代史新论》读后

李时岳先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知名学者。近十多年来，他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创新见解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近，这些论文由他自己选出一部分，以题为《近代史新论》（下简称《新论》）结集，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论》凝聚着作者学术新见解，在近代史研究上有着多面的建树。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论集中一以贯之的求实求新、勇破勇立的科学探索精神。《新论》科学探索精神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正确态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基本的理论指导，但过去很长…     

如何研究洋务运动——访李时岳教授

<正> 李时岳教授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现任汕头大学副校长。1987年11月6日,笔者就如何研究洋务运动请他谈了自己的见解。问:您何时开始研究洋务运动?您当初为何选择了这一研究课题? 答:我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具体地说是从1979年开始专题性地研究洋务运动的。当时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课题呢?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阶级半争理论的认识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一切讲阶级分析,讲阶级斗争,评价任何人物或集团都讲出身,甚至查三代,凡是剥削阶级一概打倒,甚至连孙中山这样一位伟大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悲佃篇》性质质疑

《悲佃篇》是刘师培在辛亥革命前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15号上。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把它作为革命文献看待。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将它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作加以辑录,李时岳《论光复会》一文甚至称赞:“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关于土地问题的一篇最精彩的论文。”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从表面上看,《悲佃篇》确实是很“革命”的。     

宝成关教授

宝成关,蒙古族,1943年12月19日生于辽宁省朝阳县。1962年9月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68年到北大荒锻炼,1970年分配到部队,曾长期从事新闻报导工作。1979年考取吉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李时岳教授,攻中国近代史。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从部队转业留校任教。1984年从历史系调至政治学系,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晋升为教授。现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宝成关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以治学扎实严谨、厚积薄发见称。出版的专著代表作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合著）,吉林…     

义和团运动再认识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它的性质与作用,历来存在着分歧的意见.李时岳先生所撰《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运动过程及其后果等等,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并对之持否定的意见.同时,该文对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斗争,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观点鲜明.本刊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予以发表,并期望学术界能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辛亥革命在湖南研究述评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是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武昌起义使湖北成为“首义”之区,那么,湖南光复则使本省成为“首应”之省。在湖南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各阶级阶层及其政治代表,诸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立宪派,会党,满清官吏,地方绅士,下层民众等,都表现得十分活跃,在全国具有典型的意义。早在50年代史学界就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杨世骥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和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就是最早的研究成果。80年代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贯彻“实事求是”和     

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

回顾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文革”前17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近代史研究时,在方法论上逐渐突破早先反思者在旧有框架中进行部分修正和补充的做法(例如,作为较早反思者代表的李时岳先生,虽然提出以“四个阶梯”说代替“三次革命”说,但他本人声称自己的提法“对‘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①),认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即使有些并不错误,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科学性论证和学术性探讨,有的虽然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     

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树立新坐标

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实质上是如何深入与提高的问题。本刊自1988年以来,发表过这方面的讨论文章,还专门发表了广东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争论的长篇综述和李时岳、张磊、陈胜粦等人的观点,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鸣,引起了国内近代史家们的关注,收到了不少来信和参与讨论的文稿。(由于条件所限而未能及时——发表)从本期起,我们将继续发表一些文章,除继续原有的问题争论外,还可扩大范围,希望能引来更多的争鸣,使近代史研究迈出新的步伐,获得实绩性的新成果。     

拓展和深化孙中山研究——孙中山研究所座谈会纪要

<正> 1989年1月13～15日,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举行了以“深化孙中山研究”为主题的座谈会.张磊、黄彦、李时岳、方式光、黄明同等十多位同志欢聚一堂,在热烈、自由、融洽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回顾了近几年来孙中山研究状况,提出了拓展与深化孙中山研究新领域和新途径的一些看法.针对孙中山研究暂时沉寂的状况,有的同志指出:研究的暂时沉寂,并非说明研究的过时或走到尽头,而是发人深思,说明我们需要开拓与创新,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研究.反思与参与将是向纵深发展的重要环节,孙中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仍有待于我们一代人以至几代人的努力.拓展与深化孙中山研究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

李时岳: “两半”论的失误,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尤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由于没有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统一的整体,导致在反帝的任务完成之后,反封建的任务迟迟没有完成。这是直到今天反对“封建残余”仍是我们严重而艰巨任务的思想根源。张磊: “两半”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定性分析,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对国情研讨的结果,在这认识础基上建立和制订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己被历史进程所验证。应该说,它是科学的——反映了社会客观存在。不应把半殖民地半封建分割为不相联属的范畴,它们是同步共生的,两者标志了近代中国社会过渡型而非相对独立的基本状态和属性。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成立

<正> 七月二十五日,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在广州宣告成立.该研究会系广东地区孙中山研究者、爱好者自愿组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在成立大会上,产生了研究会的领导机构——一个由三十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曾生任名誉会长,金应熙任会长.陈锡祺、张磊、李时岳、胡守为任副会长.梁威林、杨康华、郑群、张江明、黄焕秋、李福海等被聘为顾问.黄彦任秘书长.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协调广东地区各方面研究孙中山的力量,组织和推动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活动;建立与国外研究孙中山的团体、个人的广泛接触,特别是加强与台湾、海外华侨港澳同人的密切合作,     

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

回顾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文革"前17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近代史研究时,在方法论上逐渐突破早先反思者在旧有框架中进行部分修正和补充的做法(例如,作为较早反思者代表的李时岳先生,虽然提出以"四个阶梯"说代替"三次革命"说,但他本人声称自己的提法"对‘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①),认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即使有些并不错误,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科学性论证和学术性探讨,有的虽然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似是而非大可商榷"②,主张进行"拨乱反正"式的重写历史,这种激进论的观点集中表现为所谓的"告别革命"说③.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与李时岳同志商榷

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即简称为“教案”或“反洋教运动”者,实际上占有一个十分重要和相当显著的地位,它历时最长,差不多跨越整个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它分布最广,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各地区;它次数最多,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仅就由于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而论,就“共达四百余起”①之多。我们所熟知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斗争发展的最高阶段。由于受到题目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单就反洋教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来谈;而谈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笔者发现自己的观点和李时岳同志一些文章中的有关看法很不相同。因此就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同他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势必涉及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

近代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收获。这一探讨历经曲折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论证了中国近代史主线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正确观点;50年代对近代史分期进行了热烈的争鸣,认识更加深入,尤其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同时应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考察近代社会进程的看法,具有前瞻性意义;进入新时期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学者们从新颖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分析,更有许多新的创获,胡绳、李时岳、陈旭麓、刘大年的主张尤有代表性,集广大近代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最终得出"两个基本问题"的科学认识。总结这一探索历程有深刻的意义,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二者相结合,坚持从掌握充分的史料来科学地分析问题,这同死搬教条的做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理论问题最终圆满解决,是近代史领域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以唯物史观原理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逻辑依归。     

论邓小平发展民族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发展民族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心内容，也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对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196s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经济工作是民族地区第一位的工作。然而在“以阶级斗…     

廿年耕耘 青春无悔——记淄博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年鉴科科长王娟

一年一年，时光荏苒，有人在为理想而努力，有人在为青春而歌唱。王娟，作为一个普通的年鉴人，就是这样一位执着的年鉴事业的守望者。     

一个人的春节

一进入腊月，刚刚嗅到年的气息，母亲就有点儿坐卧不安了，常常翻看桌上的台历，然后便静静地守候在电话机旁。我知道，母亲在盼望着快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远在省城的弟弟才能回家团聚。尤其是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这种愿望，一年比一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