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在道德形成和道德实践活动中的意义

理性这个概念在康德这里,既有"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区分,又有经验的与纯粹的性质之差别,还有"先天的"、"先验的"、"超验的"不同用法。康德对理性进行的区分,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康德认为,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和遵守道德法则的基本根据,是产生善良意志的根源,更是促使道德法则转化为人在道德实践活动中行为准则的根本力量。     

善良意志,还是敬重情感?——再论康德的自由概念

康德是近代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们一直认为,康德的"自由"概念是从理性的"善良意志"出发的。然而,越到晚年康德自己越发现:人是有情感的动物,理性的"自由"概念需要某种情感作为基础。这种情感便是"敬重"。康德对"敬重"情感的谈论表明,人的道德生存也即人的自由的现实运作,归根结底是在"敬重"情感中进行的。将"理性""情感"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在康德研究界格外流行)必须接受根本性的批判反思。     

论德育的理性担当

当前我国的德育工作,无论是德育理论水平的提升,还是德育实践的有效进行,都要求我们对德育过程中理性的价值、功能和力量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对理性教育在德育过程中何以可能的根据、意义和底蕴进行哲学思考,是理性教育存在的哲理性依据和它的实践的自觉性前提。理性的力量就是理性在追求、实现德育目标过程中所呈现、发挥出来的功能和力量。理性教育是德育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德育要在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中寻求合理张力,反对和防止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     

论实践合理性

在学术界，人们对合理性的界定因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大体上有七种合理性的概念，即慨念的合理性、逻辑的合理性、认识论的合理性、方法论的合理性、本体论的合理性、价值论的合理性、实践的合理性。本文拟就“实践合理性’非专门探究。一、“实践理性”的复兴一谈到“实践理性”，人们首先就想到康德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法：理论理性运用先天的知性范畴形成普遍必然的科学命题（先天综合判断）；而实践理性则是支配行为的法则，使人的行为合乎理性，即合平普遍性、必然性的需要，这就是道德实践的要求。按照康德的…     

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

梳理康德关于"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过程.康德最早受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情感"理论的影响,将"道德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之一,但发展到后来康德坚决否定了"道德情感"作为道德准则的作用.康德将面对道德律所产生的"敬重"重新界定为"道德情感",它所产生的道德意向促使遵守道德法则,但绝不是建立道德法则的基础.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是他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界的结果,显现的是康德伦理学在应然与必然之间的巨大张力.     

幸福与意识形态——试论“中国梦”的思想建构

通过对幸福思想史上两种主要幸福观念的批判性分析,本文认为,幸福就是享有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或者在人生中能够持续存在的积极快乐。幸福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想象、追求和体验,主体对幸福的不同体验也反过来影响着其对特定意识形态的态度。"中国梦"是对幸福的一种想象和许诺。从思想建构的角度理解,"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在社会上树立一种正确的幸福观念,而且需要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建构起社会主体对社会现实的幸福想象。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超越与内在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从“责任”到“尊严”:康德目的王国的实现路径

责任概念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康德由善良意志推导出责任概念，认为责任是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并进一步说明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仅合乎责任的行为不具有道德价值。康德在回答人与人之间相互履行责任的理由时，构建了一个由普遍规律约束起来的不同的有理性者构成的目的王国。在目的王国中，康德认为人应该运用理性去获得德性，期望人能够基于责任并超越责任的束缚而出于完全的自律去追求尊严。同时，责任是实现人尊严的起点，它何以引导人获得尊严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这是研究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从康德到马克思:完成哲学革命的契机

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较为系统地表述了人之主体性的思想;但人之主体性思想在他那里远未取得合理的形态和根基,因而也未获得真实的成果。黑格尔力图以辩证运动的绝对理念扬弃康德哲学的缺陷和矛盾,因而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一般原则。但他的泛理性和泛逻辑的立场使得康德明确提出的人之主体性再一次湮没于理念的阴影王国之中。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主体与客体统一、人与自然统一和人与社会统一的基础上真正确立了完整的人之主体性,从而在逻辑上完成了康德所开始的彻底的哲学革命。     

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对罗尔斯理性建构主义的批判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点,是一种道德或政治的理性主义的建构主义。罗尔斯把正义原则看做理性在反思的平衡中合理慎思的结果,把正义制度看做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哈耶克一贯反对唯理主义,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反对那种认为制度不是人的自发行为,而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的理论。哈耶克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理性具有一种不及性,它不能超越经验发挥作用,历史是累积性进化的结果,通过理性建构来设计社会蓝图捍卫特定分配制度实现正义和平等分配是错误的。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认识论意义

本文认为,康德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不仅是一个唯心主义命题,而且应该看到这个命题的核心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认识主体先验地赋有一套能动性结构。这个理论原则对人的认识能力、科学知识的性质、认识对象的形成以及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创性见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是在对康德提出的主体能动性的思想进行科学扬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找到了认识主体能动性的现实基础——社会实践。     

“幸福”如何变为一种权利?——透过《幸福的历史》的分析

追求并拥有幸福,如同追求自由、平等一样,是世界各国人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幸福权的形成,却不是一以贯之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幸福"有着不同的面相,自古希腊以降,历经数千年不断的观念转换,最终形成了幸福是一种权利的观念。幸福权是一种主观性的权利,与人的个体性有关,因此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幸福权。在中国语境中,幸福权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根基和历史沉淀。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超越及其限度——从马克思哲学的视角看

《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刊发了张盾先生的大作《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从马克思哲学的视角看》(以下简称张文)。①该文基于马克思哲学的视角,以现代性问题作为思想背景,论述了黑格尔以理性与现实相和解的时代精神,认为黑格尔以此批判了康德形式的真理,重建了康德     

论康德主体的二重化与认识过程的双向性

主体与认识过程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这一问题给与了深刻的揭示。他把主体作了二重化的划分,展现出主体的内在矛盾性,由此导致了认识过程的双向性运动。它表明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主体的自我意识。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一下求索。 一 康德区分对象为现象与本体,对世界作了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划分,这是主体二重化的理论前提。康德把现象界作为认识领域,将认识主体确立为能动的功能性主体,而以其区别于以前本体论“灵魂”这一实在的实体性主体。他在批判心理学的“谬误推理”时,指…     

快乐经济学

所有人都渴望快乐,然而没有多少人能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人们定义“快乐”可以有不同方式,但经济在人们追求快乐中处于较重的地位。然而,虽然经济持续增长,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努力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文章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能够获得快乐的方法,同时又是一个实际有效的给人启迪的方法。     

论施莱尔马赫《独白》中的教化伦理学

在作为其教化伦理学宣言的《独白》中,施莱尔马赫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自我的本质及其使命、爱和想象等诸多问题上提出了与以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哲学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潮针锋相对的观点。他反对当时已经开始显现的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批判将人物化为对象的做法,在世界与自我的关系上,指出前者是后者展示自身的镜子和舞台。不过,这种自我并非理性主义所主张的普遍的理性主体,而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体自我,必须充分发挥为理性主义哲学所鄙视的爱和想象的功效,生活在团体中,在与他者的交往和沟通中充分培育和展现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才能完成自我教化和实现自身的价值。     

主客体的二元分裂:认知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难题

主客体二元分裂是认知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难题。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即独立自主或者个人的自由意志,它彰显于近代西方哲学,并集中表现为认知主体性。这种认知主体性哲学的创立者是笛卡尔,此后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的发展过程,即表现为主客体不断分裂以及力图在理性的范围内加以解决的基本态势。笛卡尔的"我思"把外在世界设定为客体并与自我意识处于分裂之中;康德试图通过"先验意识"来解决主客体的二元分裂,而感性、知性、理性以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又进一步导致理性的界限;黑格尔从"实体即主体"出发,走向了绝对精神,致使人改变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变成了理性的认识过程。综上,主客体二元分裂的难题在认识论哲学的范围内不能得到解决。因为认知主体性哲学进一步导致技术理性的扩张以及占有性的个体主体和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它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根源。     

启蒙定界:康德启蒙观的革命性意义

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直被奉为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判往往把矛头指向康德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康德将启蒙置于人自身的理性自决的前提之下,强调理性实践运用的自由原则,从而使其启蒙定界获得了革命性的内涵,显示了植根现实的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精神.     

论马克思从传统理性主义向现代理性主义的转变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崇高的事业,然而,我们的哲学对于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探讨却是很不够的。传统教科书往往把理性范畴限定在狭义的认识论领域,只将之视作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加以探讨,由此忽视了理性更为丰富的内涵。同样,对于理性主义这一哲学立场或文化传统,人们也只是在它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和对比中加以把握,而未能充分展示理性主义的不同历史形态以及蕴含在这些形态中的人类理性的进步。实际上,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并非存在绝然的、僵硬的对立。例如,古希腊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柏拉图理念论中的“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实体学说中作为万物运动“第一原因”的纯粹的形式,“不动的原动者”都开启了理性主义界向非理性主义神创论之路。在现代哲学中,人们习惯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