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半城市化"的政治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从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但对于不同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是从经济、社会、心理这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来分析的.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各个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的差异,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元初北方儒士历史价值新论--从儒士在元初征战中的作用谈起

在蒙古贵族南下过程中,忽必烈周围的北方儒士在襄赞军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全局性的战略决策和局部性的战术问题,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忽必烈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在局部的军事斗争中运筹帷幄,临机决断,克敌制胜,享有“名将”之誉;他们不仅提出了建立战略基地的建议,而且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他们随军出征,拯救民命,搜求儒士,为保护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忽必烈登上汗位、赢得战争的胜利乃至实现全国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儒士在军事斗争中价值的认识,是忽必烈擢用儒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游移的他者：毛姆小说中的文化边缘人

本文聚焦毛姆作品中拉里、斯特里克兰德等游移的他者形象,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分析毛姆作品中的异质文化对人物内心造成的冲击。面对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拉里和斯特里克兰德等人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动荡与空虚所带来的窒息、孤独与异化感。为了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和超然物外,他们带着对西方文明的厌弃和对＂他者＂文明的景仰,逃离西方本土文化、进入异质文化中寻求灵魂的栖息地,却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文化中游移的他者。此外,我们还发现,这些文化边缘人不仅体现了当时部分欧洲人对＂他者＂世界的向往,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作者为逃避西方文明所进行的一种跨文化尝试。     

二战后美国文学中的“边缘人”代表——霍尔顿

二战后初期,对主流社会逃避性的流浪、漂泊成了美国文学中一种十分风行的文学主题,这一主题典型地展现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作品的主人公“幼稚”而决绝的叛逆行动中,这一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些青年人,他们有着旺盛的青春与活力,但他们却拒绝把自己年轻的生命融汇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约束、导向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置身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以一种孤独的漂泊和对个体感性价值的推祟、肯定,与主流价值观念相离相弃,这使美国文学中又增添了一类新的人物形象——“边缘人”。     

论"依附型合作"——一种解读儒士与专制王权政治关系的新视角

基于政治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依附型合作的概念,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存在依附型合作关系.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得依附型合作具有可能性,而合作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儒士与王权的共同努力和相互认同,这种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依附型合作不仅仅是对儒士政治地位的静态描述,更体现为儒士与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的互动模式.儒士与王权之间的这种合作互动关系持续于整个古代中国,是王权政治得以长期存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审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困境

本文审视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状况,讨论了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物质不足、能力不足、动力不足与权利不足。户藉制度造成的边缘地位、城市管理政策形成的分割式偏向、社会综合因素作用构成的文化断裂,是这种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六条可行性路径。     

论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中的叛逆者与边缘人形象

受五四新文学家族小说"叛逆与救赎"人物塑造模式的影响,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中的人物,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对封建家庭制度的叛逆与对精神家园的拯救相交织的复杂的人性特征,以及以男性为主体的封建家庭中没有自我的边缘人的悲剧性命运.析理和解读这两类人物群体,是探求东北现代家族小说要义的关键所在.     

学术边缘人与学术清明

学术边缘人是什么学术边缘人，特指居住在非学术中心城市，或虽在学术中心城市却不热衷“先锋”话题，不热衷名利，不被政治导向、学术“泡沫”“热点”所支配，而被内在需要所激发，全身心浸淫于所挚爱或关乎宇宙、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冷静思考、研究的人。学术边缘人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地理和心理上都拒绝中心，把自我放逐于二者边缘的学术人；另一类是从心理上逃避中心、安于边缘的学术人。前者或毕业于名校（也许自学成才），受业于著名的或较著名的先生，为人耿直、为学略有所成，但忍受不了大城市生存、学术环境的喧嚣（或由于其…     

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

公元450年,崔浩被诛,其缘由史书记载多有分歧,大致可分为三：佛道相争招致杀身之祸;与南方政权有染,事情败露而被诛;修撰北魏国史“备而不典”而被诛。但究其深层原因,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对汉民族先进的政治、文化加以继承理所应当,但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守旧,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他们又表现出了抵制的一面。在这一背景之下,崔浩作为儒士,他为实现自身政治抱负、汉化鲜卑政权、恢复儒家道统而跻身于这一政治漩涡之中,最终成为了集团利益纷争下的牺牲品。     

宋元明三朝香山的地方官和士大夫——一种基于观念史角度的地域历史考察

本文以宋、元、明三朝在香山任职的地方官和香山籍的士大夫的主要活动作为研究的母体材料和观察视野,采用观念史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力图以一种新的观念史的角度构筑这一时段的地域思想史。主要探讨宋代香山行政升格过程中他们起到的作用以及元朝时期深藏在香山民众心目中的汉民族情结,最后探讨明朝黄氏三代在学术思想上的贡献。     

知识分子的角色:学术与政治之间

在知识分子中间,过去那种强调以政治为本位,倡导选择政治高于学术的原则,使他们无法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给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选择学术高于政治的原则,这不仅有益于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独立性,而且有益于促进新的学术流派的形成.     

论元末士大夫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

元明鼎革之际,一大批士大夫高扬儒家道论旗帜,恪守忠义观念,坚决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并通过"死节"这一极端方式践履了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为拯救元王朝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最后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忠义精神和死难行为并不能阻止元王朝的覆亡之势,元明嬗替的历史洪流最终淹没了他们"我元进士,有死无二"、"虽非进士,但亦忠魂"的生命呐喊与道德呼唤。     

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

忽必烈登基汗位并建立元朝,其文治方针便显现出树立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倾向。汉人儒士为维护汉法和争取儒治,也在努力弘扬儒学的道统地位。色目贵族则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元朝国子监的创办就是在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三次较大的抗争而产生的。     

试析金末元初汉人世侯的人格特质--以张柔、张弘范父子作为个案

张柔父子是生活于蒙元时期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他们与真定史氏等并为河朔地区的大世侯.从人格特质入手探讨此类人物,可以使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和评价事于蒙元政权中的汉人世侯群体,亦可对"民族气节"做出历史性思考.     

元《至元杂令》发覆

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翻刻本《事林广记》所收元《至元杂令》不是完整地录自当时法典中的《杂令》篇目,而是杂抄元至元前期在行的各种法令、制度而成。因此不能将其视作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其编撰刊行时间,当在前元至元十二年至十四年(1275—1277)之间,是书商商业运作的产物。《至元杂令》明显地烙有金朝法律的印迹,它的编撰刊行,反映了元朝法律由使用借鉴金朝法律向元朝制定法过渡的时代特征。     

元代的宝卷

本文就元代宝卷与唐宋俗讲、变文及明清宝卷的关系 ,从讲唱形式、语言文字句式方面进行了探讨 ,旨在阐明元代宝卷在整个宝卷文学发展史上所处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元代官府公文传输的几个问题

本文考察了元代急递铺设置的目的、过程,揭示了它与宋、金旧制的关系;指出,设铺道路的选择以便于文书传递为依据,它与驿 路并不统一,在不通驿的州县也设有传输公文的急递铺;并依据西方旅行者的记述,认为元代急递铺在传输信息时可能使用了马匹。     

元代的畲族

元代的畲族@屈文军$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元代乡试新探

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发轫于元代。自仁宗延祐元年,乡试约举行１６次,分为保举投状、锁院应试、校文录取三步骤。考试官、同考试官负责命题和初步确定入榜范日,主试官、监试官及赞画官亲临核准并裁决名次先后。元代乡试全面吸收宋代糊名、誉录、锁院等科场规则,率先在诸省区推行朱熹《贡举私议》,又让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名额、出榜、场次、命题等方面享有不同待遇,从而为朝廷会试做了很好的前期准备。在文化领域．乡试既反映了各地区儒学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又提供了不同区域间文化沟通的某种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