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合法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文化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当前我国存在的法的合法性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法治要唤起并维持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就必须重视传统法文化的作用.如何从法的合法性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一套融合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文化,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     

法谚:法律生活道理与经验的民间形态——汉语谚语的法文化分析

法谚是生成并通行于大众中的有关法律的民间用语形态,属于俗文化范畴。在文化或观念的传承上,法谚比同属俗语的歇后语、惯用语要深入或深刻,比雅语的成语要细微。法谚之民间形态的根基,是大众法律生活道理与经验的总结和传授的需要。法谚所反映的法律生活的范围是比较宽广而全面的,囊括了当时社会法律生活的基本领域和主要的法律现象。法谚与法律的关系密切。它们基本上渊源于法律的规定、原则和精神,至少是与其密切相关。法谚与其他谚语关联甚紧,后者对其起支撑、加固或强化作用;法谚有时也衍化为外围谚语,进一步表达一种日常生活道理或经验。从法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的学科交叉角度,对法谚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墨家"推类"思想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

春秋末期,墨家创始人墨子及其后传弟子提出了"推类"思想.这一带有方法论性质的理论对当时儒、法两家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浓厚的儒、法烙印,我们认为,墨家思想在方法论层面上,通过作用于儒、法两大流派这一间接途径对中国传统法文化产生了影响,其对于传统法文化的塑造、产生、发展功不可没.本文力图通过"推类"思想的提出、"推类"思想对先秦儒、法两家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例证三部分的论述,对上述观点予以学理证明.     

试析先秦时期山西法文明——以礼与法的发展演变为参照

山西古老的历史传统中蕴藏着丰厚的法治资源.文章以先秦时期为时代背景,以礼与法的发展演变为参照;从原始社会的法从礼来,夏、商、西周三代的法在礼中,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分立三个阶段,考察并分析了山西法文明中独角神善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唐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开启的因地制宜、重法度、尚变法的法文化传统,三晋法家在社会变革中形成的“法治”思想.     

中华传统法文化精髓及当代价值研究

中华传统法文化精髓是中华法律实践和理论的历史沉淀的优秀成果,具有强烈的民族特性。近现代以来,中华传统法文化受到来自西方法治文明理念的强烈冲击,在制度层面上已逐渐消融瓦解,但制度背后的精神文化理念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一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建立在本民族的习惯之上,与民众普遍的法文化相适应。因此,我们在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法文化的优秀资源。文章在剖析当前法治建设对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现实需求的基础上,重点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论述了中华传统法文化中“和合思想”“仁文化”和“礼文化”“义利诚信”等思想精髓及其当代价值体现,并探讨了中华传统法文化价值转化的方式和途径。     

文化传统——法的合法性追求中的和谐因素

法的传统和文化,是探讨法的历史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概念工具。法的传统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现实的法律制度之中,法律传统意味着每一种法律文化都有自己内在的历史联系,每个国家的法治建设都是在各自的历史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其统治的合法性宣传。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法律规则竞选将不断地交融整合,形成新的社会和谐及自然和谐。     

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     

现代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对其中的关键词礼、刑、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阐释,并与现代法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简略地比较,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无法之法.所谓无法之法,是指一种与现代法治相对立的传统法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上来分析,还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及法律基础、法律功能、法律特点上来分析,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整体上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观念、原则,以及在结构层次、形式化等所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根本对立.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主体认知与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从民国时期《合作社法》的绩效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施行

法的实施考量法的制定绩效.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中国于2006年12月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该法施行效果不尽如人意.民国政府也曾于1934年颁布<合作社法>,该法体例完整、结构严密、制度科学,却也未能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本文从分析民国<合作社法>绩效不足的原因入手,结合中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现实困境,得出以下结论: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合作社法有效实施的基础条件.     

浅谈软法与道德规范的关系

软法是在近几年才开始研究的法学的新兴领域.虽然软法的存在历史很漫长,可是对于它的深入探讨是随着国家管理的衰弱、社会事务的纷繁复杂开始的.软法的独特特征使得它与硬法能够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更好地调整社会生活.道德规范是社会生活中隐含的法律,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是软法实施的重要依赖手段.在中国的法律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讨论的重点.     

伏尔泰的法社会学先驱思想

伏尔泰是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其法社会学先驱思想认为:社会的形成和国家的建立是没有经过订立契约的,是“自然演进”过程;国家和法律的出现是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长期相互配合的结果;同情和正义是社会的基础和普遍的理性原则;在东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高度赞誉东方法律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同时指出崇古崇上、缺乏民主精神,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     

乡土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藏区民间宗教、文化习俗背景下的生态法

本文选择藏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民间传统文化、习俗、制度为研究对象,在藏区这一特殊的文化场域单元区块中探求法律民间实施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问题,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为更深入地了解法的民间根植以及未来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上的视角。     

梁漱溟的传统法文化观

梁漱溟先生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出发 ,研究探讨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特征 ,指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价值内涵与取向乃基于“情理”、本于“义务”、趋归“合谐” ,在传统中国 ,法律的社会角色认定是退居其后的 ,———礼俗在上 ,道德在先。在近代中西法文化冲突与碰撞中 ,梁先生坚决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华 ,在此基础上合理学习西方 ,重建现世中国的法律规则。     

法律功利性导向的法信仰价值取向

功利作为一种道德评价并不必然具有贬义.人们对于法律学习具有一定功利性.从古到今,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人的行为选择都有功利性的痕迹.积极利用人们学习法律的功利性.从法律满足人们对规则、利益、人性等功利性目标的角度,理解法律价值,推动法信仰的逐步树立.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从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看伊斯兰法文化对回族的影响

宗教曾经是古代社会长期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和表征文化的外在形式.在伊斯兰教的构成体系中,教法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伊斯兰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展现出广泛的社会整合与协调作用.伊斯兰法文化对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回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法文化通过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对回族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行为等方面产生了直接影响,成为回族穆斯林社会活动的一种内控性生活秩序,并构成多元格局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     

家族法的产生、地位及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本位为政治法律的基础,宗法等级制度与国家政治等级制度一致,以家族法为代表的民间法是调整传统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法律规范.家族法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法律现象之一,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在现代语境下仍有一定的价值,应增强对家族法的研究和应用.     

政商新统: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实践意蕴

政府与商界较少发生法律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法律传统.近代中国商会法出现后,这一传统开始断裂.通过政府促导、组织控制、简约治理等方面的商会法实践,政府与商界发生了较多法律接触,进而演变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构成法制转型之“政商新统”.这一“政商新统”,既与西方国家向工商社会分权以实现“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不同,也与古代中国行政司法视工商事务为“细故”的传统不同,而是形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工商法律秩序.     

法律方法的法本体意义

由于实践中的法律具有"二阶意志"的属性,法律就成为社会可以改造并理性化的存在.法律方法是法律的延伸,是法本体的一部分.法律中包含法律方法是法律作为实践理性的特质决定的.法律方法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两个途径改变法本体,司法途径是常态.法律方法浸润法本体的另一途径是以法律意识形态为介质.法律理论在法律方法法律化方面担当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法本体中方法性成分的增加是法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当下中国,应当加强法律方法的研究并对法律方法给予必要尊重.     

网络文化安全领域法构建问题研究

网络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的网络文化安全规范存在权威性、系统性、协调性不足,单一传统的部门法学研究范式难以满足网络文化安全综合治理的需求等问题。从网络文化安全领域立法的政策基础、规范目标、调整对象及司法实践等方面综合考量,领域法学均可有效弥补传统部门法学的局限性,有利于实现网络文化安全法律规范体系的形式协调与价值融贯。构建网络文化安全法律规范体系,首先需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基础性法律地位,其次需注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及网络文化安全微观领域法的衔接,最终构建起一个中心明确、层次严密、差序有别的网络文化安全领域法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