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吃派饭

1964年春节刚过,奉组织之命,我去参加长子县“大四清”运动。当时,我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两三年的毛头小伙,二话没说,就和几个工作队员骑上自行车,一口气从长治市骑到了长子县的南呈公社。当时,我们所在的单位叫长子四清工作团南呈分团,负责南呈公社的“四清”运动。分团办公地点设在公社粮站,那里原是一座旧庙,房子虽老,但非常干净、清静。     

“反右派”运动中的《诗刊》

《诗刊》在1957年1月创刊,半年后就遇到了“反右派”运动.《诗刊》积极配合这场运动,发表了不少内容单调、空洞的作品,一些负责人和编辑也被错误打成“右派”.在当时很短的时间内,《诗刊》的编辑方针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相对自由和包容,转化成为政治服务、跟随政治的取向.这种政治性的批判对很多诗人和《诗刊》的冲击及影响是深远的,很多诗人被迫下放劳动,政治、工作、生活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长期得不到改正,不但影响了这些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其他一些没有遭受打击的诗人的心理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长期的危害.     

鲁迅的诗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鲁迅在给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的编辑窦隐夫的信中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素无研究”,自然是鲁迅的自谦之言。人们都知道,鲁迅一九○○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一九○八年他就写了长文《摩罗诗力说》,第一个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鲁迅又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五四”时期先     

“四清”运动研究综述

该论文综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四清”运动的研究概况。介绍了“四清”运动的历史资料、出版著作以及学术论文，分析和总结了“四清”运动的起源、过程、经验教训、’历史评价和反思等问题。     

难忘的乌克兰之行

提到乌克兰的伟大诗人谢甫琴科的名字,就不能不想到“谢甫琴科诗集”。 二十年代初,从茅盾主编的在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号”上,我才知道了乌克兰的诗人谢甫琴科的名字,读到了他的诗《遗嘱》。到1935年我作为《大公报》驻苏记者,到了莫斯科。七·七事变后,我回国参加抗战,先到了乌克兰。我从1937——1989年曾九次到过乌克兰,这是第一次。我首先寻访了谢甫琴科在首     

读近两三年的诗——对70年代出生诗人写作的一种观察

近两三年来，一个被称之为“’７０后诗人”的诗人群落出现在诗坛。在“第三代诗人”和“９０年代诗歌”雄居诗坛十余年之后，这一在历史夹缝中艰难生长的新的诗人群落，开始受到了读者的注意。就我搜集的刊物和诗选来看，其作品主要集中在《偏移》、《诗歌与人》和诗选《时间的钻石之歌———中国新锐诗人诗选》（２０００·８）、《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２０００·８）、《’７０后诗人诗选》（２００１·６）等中。另外，《小杂志》、《诗》、《第三者说》等刊也载有他们的部分作品。由于视线所限，有些刊物可能会有所遗漏或被忽视，但…     

《黄水仙》——英国浪漫主义历史使命达成的宣言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始终围绕着“存在巨链”断裂之后,人类重新解释宇宙结构及人在其中位置的需要而进行。根据这场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奥维德《变形记》中纳西萨斯的故事含义,文章解读了华兹华斯的《黄水仙》的内在含义,探讨了华兹华斯面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在无边的湖畔美景中只是对黄水仙情有独钟的原因,以及从奥维德的纳西萨斯到华兹华斯的黄水仙的内在发展关系,在此基础上辨析纳西萨斯、黄水仙与诗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该诗反映的并非诗人在失意和孤寂中对美景的愉快回忆,而是诗人对“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的探索结果,是英国浪漫主义历史使命达成的宣言。     

缺憾也是美

1962年,我从城里中学精简回乡下老家。当时,我才20出头,喜欢文娱活动,既能吹拉弹唱又会书法,农闲之余被邀请参加了业余剧团,我负责伴奏和写海报。剧团在几个村落巡回演出,参加"社教"和"四清"。邻村有一个回乡女知青琼,扮演《夺印》中的胡素芳、《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她演技不错,待人也很客气,笑起来脸上两个酒窝很深,显得特别可爱。只要我一到排练场地,     

中国语文的美丽与挑战

有感于沪上几所名牌大学2010年自主招生取消语文考试，写了篇《当今语文，为何失宠》。其实，这也并非我个人的杞人忧天与危言耸听，前年央视“东方时空”栏目报道过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等有识之士，有感于如今“美丽的中文”不仅“美丽”尽失，而且国文教育在台湾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己在台湾发起了一场“拯救国文”的运动。     

老兵唱新诗 丹心成花香——简论老诗人胡征的创作

一个为革命歌唱了半个世纪的老诗人,由于种种原因,被评论界忘记了,这是很不公平的。我说的是胡征同志。他从1935年开始发表诗作散文和短篇小说,收获颇丰。其短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七月浪”诗人专集《白色花》中,选了七首。近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征诗选》,采其佳作,呈于人前。其中包括了他的短诗结集《主席台》(1954     

《凤凰涅槃》中若干艺术形象征意义初探

郭沫若同志早期的代表作《凤凰涅檠》,是一首富有象征意义的优秀诗篇,诗人运用象征手法,刻划了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过去,人们对这些形象的象征意义,见仁见智各说不一。本文不嫌浅陋,亦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凤凰、火 诗人明确地说过:“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郭沫若;《创造十年》)又说:“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有的同志以诗人的这两句话为依据认为:“凤凰的自焚象征着旧中国的死灭”,凤凰的更生“象征祖国的新生”。[一九五九年吉林大学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以后不少人袭用这一观点,或说凤凰“象征我们可爱的祖国”(谢本良:《在烈火中新生》,刊《江西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或说“诗人歌颂的凤凰是祖国和民族的象征”(一九七九     

关于“中国诗坛”派的思考

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诗歌流派,常常围绕着一种刊物而形成,也因此以刊物而得名,诸如“新月”派就因《新月》杂志而得名,“现代”派就因《现代》杂志而得名,“七月”派就因《七月》杂志而得名.沿此命名法,我将1937,8—1941,1几年间相继存在的《高射炮》、《五月》、《时调》、《中国诗坛》、《战歌》等五个诗刊的诗人们形成的一个诗派,称为“中国诗坛”派,这是一个坚韧性极强、倾向性始终如一的诗派.“中国诗坛”派,源远流长.1928年,郭沫若的诗集《恢复》的问世,显示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实绩;30年代初,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的兴起;1932年,中国诗歌会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成为强大的自觉的诗歌运动.“中国诗坛”派便是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形势下的继起     

新诗的再革命与现代化——论台湾现代诗的特质

一九六一年夏天,台湾诗人纪弦(本名路逾,曾在三十年代与戴望舒、徐迟等一起筹办《新诗》杂志),在他所主编的《现代诗》杂志第三十五期上,发表了题为《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古典化》的论文,积极主张“新诗的再革命”。纪弦认为,“新诗的再革命”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诗运动。其革命之对象是“传统的格律主义,低级的音乐主义,韵文至上主义,以及‘韵文即诗’之诗观,”第二阶段是现代诗运动。纪弦     

贺敬之诗歌艺术初探

贺敬之是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成长起来的优秀诗人。他解放以后至一九五九年期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收集在他的《放歌集》中。此外还陆续发表了《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等。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诗人又重新拿起由于“四人帮”迫害而搁置了十多年的笔,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发表了《中国的十月》、《“八一”     

论李金发象征诗的艺术特征

象征主义是近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兴起的一个具有深广影响的资产阶级艺术流派,象征主义文学发展的先导和主流就是象征派的诗歌运动。八十年代初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股“朦胧诗”创作的潮流,产生了至今难以估量的影响,诗人们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就是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实际上,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象征主义的创作和理论就已经被少年中国学会的年轻诗人群介绍到中国来了,新诗诞生后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也产生了象征诗创作的萌芽,但真正在创作上进行勇敢探索和大胆实践的是李金发。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人介绍它到中国诗里。”苏雪林也在《论李金     

《我自己之歌》中的超验主义思想

《草叶集》的精华篇《我自己之歌》表述了华尔特.惠特曼的诗歌理念和诗人毕生创作的基本主题。在这首长诗中,诗人力求解答“我自己是什么?”这一富含哲思的问题。在对此问题阐述的过程中,诗人表露了自己对“灵魂与肉体”、“上帝与自我”等对立统一关系的超验主义思想。本文从哲性诗学的几个侧面论证惠特曼与爱默生,黑格尔,尤其是与康德等哲学家在思想上的联系,并通过解析《我自己之歌》中对“自我、上帝、灵与肉”等认识客体所做的真诚表述,阐述诗人思想深处超验主义的泛神观念。     

也谈元稹“变节”真相

元稹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是唐诗大变的主盟者之一,也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重要领导者,理应与白居易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但长期以来,无稹因所谓“变节”问题,蒙受不白之冤,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近年,有人找到了元稹“变节”原因,进一步肯定了元稹的“变节”问题(见《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元稹“变节”真相》,以下简称《真相》,并见齐鲁出版社1980年6月版《元稹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版《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元稹》)。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陈子昂评价质疑

一初唐诗人陈子昂,在我国诗歌史上,一直被称为是唐代诗歌的革新者。他的朋友卢藏用就说他:“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子昂文集序》)其后,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也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韩昌黎集·卷二》)到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修《新唐书》又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子昂始变雅正。”(《新唐书·陈子昂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试论爱默生文学中的《圣经》主题

爱默生文学《圣经》中“自我、诗人和哲理”暗合了《圣经》中耶稣“神、神迹和神谕”三大主题。《圣经》千百年积淀的主题塑造了爱默生的文学和思想,既从无意识的层面给他烙下了《圣经》的印记,又从文化意识层面赋予他文学创作中无穷的灵感。对于常常被诟为缺乏系统性的爱默生思想,可以从《圣经》主题角度概括：“自我、诗人和哲理”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元结构,是贯穿爱默生文学的“罗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