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

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理学,着手建立一个官学系统,致力于把宋代书院与庙学整合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中。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和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石鼓书院诗词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石鼓书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对石鼓书院诗词的研究是石鼓书院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词不仅反映石鼓书院独特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而且围绕实现国家统一,维护巩固领土完整这一爱国精神实质全方位、多角度的展开,呈现出其鲜明特点,这些诗词从文化内涵上反映出石鼓文化与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科举化原因的思考

唐宋以降,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诱使成千上万的士人走上读书应举之途。然而,官学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满足士人获取应试知识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统治者采用诸多政策诱使书院承担官学职能——开展应试教育。书院为获得生存空间,不断调整其办学模式,满足士人读书应举的需求。这些因素使得书院教育呈现出明显的科举化特征。     

书院祭祀的教育及社会教化功能

祭祀是书院规制的重要内容。书院祭祀可以确立、增强士人对儒家伦常道德观念的认同感,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不仅如此,书院祭祀的影响还超出书院本身而及于整个社会,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     

石鼓书院：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

南宋时期,理学家与书院深度相契,开创出书院与学术的一体化传统。位列天下“三书院”、“四书院”、“五书院”中的岳麓与石鼓,更是湖湘之学与书院一体化的典型代表。乾淳之际,朱子所作《石鼓书院记》意在为天下书院建设提供范式,实为湖湘文化自立自强的重要标志。石鼓书院在纠正科举俗学之余,倡导传道济民,开湖湘实学之风。山长讲学兼采诸家,辑成《石鼓论语问答》,刊刻《尚书全解》,扩大湖湘之学谱系。宋末石鼓于战火中重建,习武备战,扩充田产,担起乱世中传承文脉的重任,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     

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书院的讲学、质疑、辩难学风,使书院成为创新时代学术思潮、引领学术进步的场所。宋代程朱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都是在书院实践中得以形成发展。书院一代代学人的学术传承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立于官方学术的私学传统。对古代的书院教育进行一些梳理,以期为研究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影响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贵州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花溪青岩书院及其学子

清代后期贵州教育迅猛发展。时任贵州的地方官员认为,贵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落后,主要原因在于文教不兴,应该采取措施教化当地民众。清政府多次议准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官学、社学、义学、私塾、书院等以发展教育。道光时期花溪青岩书院以民间捐资义学的特点而成立,书院倡导教学相长、扬其所长的学风,奉行儒家的教育思想,让书院的人才辈出,闻名于世。     

化民成俗:明清书院与圣谕宣讲

明清时期,圣谕宣讲是基层教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讲体系。书院圣谕宣讲分书院内部和书院之外的两个层面。书院内部的传播形式主要以手抄、背诵、研习、讲会等形式展开。书院之外,社会层面,书院内外圣谕宣讲并不避讳民众的参入,一些书院甚至聘专人向普通民众宣讲圣谕,并且这种传播不仅仅在于宣讲,更多地在于把以圣谕为核心的儒家正统观念范导于整个社会。宗族层面,宗族书院也多把圣谕写进族谱,对族人普及、宣传。以书院为核心,书院内外的圣谕宣讲具有普及性与通俗性结合,层次性和针对性统一,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场合上具有灵活性等特点。以书院为核心的圣谕宣讲使书院与地方社会和宗族保持高度互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成为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中心。儒家的纲常伦理规范通过圣谕宣讲以及士人引领示范、民众的参入,渗透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坚实力量。     

衡阳书院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衡阳书院文化肇始于唐代,在宋代、明代和清末民初形成三个发展高峰,分别对湖湘学派的兴起、＂王湛之学＂和船山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书院文化是衡阳历史文化的高峰之一。     

从石鼓书院诗词文化解读湖湘文化精神

石鼓书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戴述秋同志所编选《石鼓书院诗词选》是石鼓书院文化研究中的扛鼎之作,石鼓书院诗词所体现出来的针砭时弊的入世情怀、忧国忧民的天下情怀、兼收并蓄的大同情怀,从文化内涵上反映出与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古代书院的教学特点及其现实意义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为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书院教学具有以下特点:书院既是教育和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书院教育注重讲明义理,在教育方法上注意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书院名儒学者治学注重求实、创新,在治学风格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种良好的学风对后世的学术界起了巨大的影响;书院中师生关系融洽,以道相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     

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     

2011年中国书院研究综述

2011年书院研究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相关文章240余篇,出版著作5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1篇,硕士学位论文8篇。这些论著围绕书院改制研究、书院传统与当代教育研究、教会书院研究、书院历史个案研究、书院与地方社会关系研究、书院与文学、学术研究、书院藏书研究、书院研究综述、海外学者对书院的研究等九方面呈现其研究成果。梳理其中的学术发展线索,对于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推动书院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较大价值。     

王阳明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王阳明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它包括对书院的看法,书院的教学方法,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书院的教化功用等。本文认为,王阳明重视书院建设,将其视作研究、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阵地,其学几变而定于书院,其教亦传于书院,在书院的讲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思想体系。他在正德、嘉靖年间的努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互为表里、一体发展的趋势:新的理论在书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论又一次推动了书院的勃兴。     

中国古代书院官学化趋势探析

中国古代书院的官学化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社会层面看,最高统治者利用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强大的权力附加值,通过赐书和任命山长等举措,既掌控了书院的发展动向,又促使书院走上了官学化的道路。从教育层面看,由于时代环境、儒家传统以及书院学统等因素的影响,士人群体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学术传统,这导致了书院无法摆脱官方的控制。从经济层面看,官方通过学田制等一系列举措,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书院的发展经济命脉,为书院官学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论书院的教育管理

文章论述了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的教育管理经验，特别是书院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形成的良好的教风、学风以及院风，对我们今天的教学管理和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启迪。     

中国古代书院兴衰对大学的启示

任何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都需在借鉴其它组织形式、同一组织形式的其它模式和它自身前期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形成特色才具有生命力。中国书院的兴衰则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理性。书院在学风和组织管理方面有特色时,它则处于兴盛时期;书院自身衰败蜕变、严重官学化时,它就处于衰落时期。这对我国当前大学发展颇具启发意义。     

白鹿洞书院:中国书院文化的典范

作为一座源远流长的千古文化名山,中国文化史上众多的文化现象都可以在庐山的史册上得到体现。在庐山文化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白鹿洞所体现的书院文化:浓重的隐逸文化色彩、完备的书院教育体系和典型的书院建筑格局。     

元代书院藏书研究

元代书院藏书事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 ,并且形成了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士人加入 ,藏书楼林立 ,藏书数量巨大 ,藏书建设进入正规化、制度化阶段等时代特点。书院藏书区别于官府、私家、寺观 ,藏书的公共性、公开性特色也得以突显     

革故与回护：两湖书院生徒对时局的观察与因应——以甲午、庚子之际书院教育生态为视角

清末的两湖书院是诸多大事发生的重要场域。两湖书院生徒,亲历了书院改制和甲午、庚子时局的更迭起伏,他们无论是激烈地参与革命,抑或是平静地学习国界知识、评论权臣,还是离院后的出路选择,都是其对时代潮流观察与因应的方式。两湖生徒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革故、回护两类心态与行为,并从传统的举业、治学价值格局中适度释放。这一系列心态、行为中,既有对"旧"的留恋,更有对"新"的憧憬,表现出变局之中知识人的普遍特征。可以说,变革时代不存在能置身事外的传统士人,书院生徒和近代学堂生、留学生一样,亦是透视晚近中国教育生态的视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