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承德避暑山庄的太后寝宫和宫廷音乐

承德避暑山庄史建于康熙年代,又名为热河行宫,是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避暑山庄初建之时,康熙帝便为其母后建造了松鹤清越建筑群落,象征着其母长寿安康,而随着满清入主中原,汉族文化的不断传入,避暑山庄的太后寝宫也不断汉化。此外,由于清代对于宫廷音乐的重视,所以,避暑山庄的宫廷音乐在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特殊功能。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承德避暑山庄太后寝宫的建筑发展和宫廷音乐的传承问题,进一步探索其传达的文化内涵。     

从服饰变革看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及其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服饰不仅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是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反映之一。历代典籍有关服饰记载表明,对于统治者来说,服饰上的这种文化与意识的反映又往往与政治相联系,而政治又是统治者意志与意识的反映。因此,服饰的变革便能反映出统治者民族意识,进而能看出这种民族意识所起的作用。     

清代宫廷音乐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发微

清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经济和国力都十分强盛的时期.清代宫廷音乐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本文主要以清代宫廷音乐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发微为研究对象,从统一性与多样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时代特征和经济、政治、文化发微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和研究.     

浅谈民族传统服饰与民族舞蹈服饰设计的关系

服饰无疑也是形成这一艺术形式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舞蹈者的人体形态,只要一穿上舞服,就已经具备了最直观的造型意义.它如同无声的语言传递着明确的信息,表述着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是舞蹈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从中折射出了其多重的文化内涵.     

纳失失与元代宫廷织物的尚金风习

纳失失是蒙元时代加金织物在技术和艺术成就上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原为西域所产,通过纳贡、商业贸易、籍括工匠设局生产等途径传人中原。主要用于皇室贵族的服饰器用、宫廷祭祀和丧葬仪式,以及朝廷赏赐。元代宫廷织物尚金风习与蒙古贵族所处的社会环境、自身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     

裕固族服饰与舞蹈的艺术交融

中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传统源远流长,少数民族服饰与舞蹈更是存在着一种古老的、独特的联系.不同民族的舞蹈需要靠不同的舞蹈服饰衬托才能更好地呈现其舞蹈的风格,舞蹈作品才得以升华、更趋完美.可以说,民族舞蹈与民族舞蹈服饰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互交融的.本文通过对裕固族服饰与舞蹈相互作用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其舞蹈服饰与舞蹈的艺术交融.     

苗族服饰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化进程

苗族的服饰文化历史悠久,从古至今对苗族文化起到承载和延续的作用。现代苗族服饰在传统服饰的基础上又发生了很多演变,从过去的农耕文化到现代化经济的快速发展,苗族服饰也发生着由复杂到简约,由传统到现代的功能性转变,转变的现状也多种多样。面对这样的变迁,我们应该在肯定它的同时对其作出相应的对策分析,即把握住苗族服饰中的精华部分深入分析和研究,同时给予苗装一定的经济支持和技术引导,使其走向正规的现代化发展轨道,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中国壮族与印度女性传统服饰多模态比较研究:款式、图案、面料及应用视角

通过对中印女性传统服装款式、图案及色彩面料的比较,可以发现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体现出中印文化的交流与创新.基于中印女性传统服饰特色,寻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应用于现代家纺设计中.     

苗族传统服饰传承与发展的路径分析

苗族传统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空间的日益狭窄,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演变的结果。由于历史演变是不可逆的,因此,苗族传统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寻求新的措施和路径。这些措施和路径包括:经济功能的转换、价值观的传承和制作的进一步分工等。     

瑶族传统服饰工艺的传承与发展

瑶族民间传统服饰工艺主要有纺组、染色、刺绣、织锦等.过去,瑶族传统服饰都是由瑶族妇女使用传统服饰工艺制作的.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瑶族传统服饰工艺濒临失传.继承和发展瑶族传统服饰工艺成为保护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明清时期传教士入藏传教述评

明清传教士入藏传教,凡两百余年,先后呈现出三个阶段,即王朝统治者支持下的传教、传教士与僧人斗争下的传教,以及民族矛盾激化下的传教.基督教入藏传教,从宗教传播而言,其是一种宗教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西藏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它发生在殖民主义扩张的时代背景下,染上了浓重的殖民主义扩张色彩,因此不能将其单纯看成一般的宗教活动.     

黑人:明清时期澳门社会中的一种异质文化景观

明清时期的澳门有“世界型的土地与海洋”之称。在这一块当时仅2平方公里的微型土地上,不仅居住有中国人、葡萄牙人,还曾居住过为数不少的日本人、越南人、亚美尼亚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瑞典人、丹麦人、帕西人(Parsee,定居在印度的波斯民族。也作帕尔西人,Parsis)及南美各国人。①葡萄牙人东来还带来了许多航线沿岸诸国之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种族或民族,从而形成了澳门社会一种特殊而有趣的文化景观,其中黑人②占了很大的比重,并且逐渐成为澳门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分子。关于澳门黑人…     

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认同——明清以来洮州地区汉民俗的传播与传承

民俗事象是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考察民俗事象是认识目前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明代进入洮州地区的汉人军屯官兵创造并传播的民俗事象,把藏、土、回等民族引入一个彼此相关的场景里.在近六百年的时段里,藏、汉、土、回等民族在这里混居繁衍,民间文化遂成为各族民众认同并共享的地方性知识.     

论明清时期的土舍

土舍在土司家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它同早期的土司一样是由土目转化而来 ,之后又转化为不同级别的土司及土司自署官员。揭秘土舍问题系揭开土司政治家族化内幕的关键。本文以明清时期两次“改土归流”之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 ,对土司管区土舍的源流、官僚化、类型、职权诸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明清时期澳门人在帝汶的活动

帝汶很早即与中国有来往。明清时期,同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和帝汶相互往来频繁。本文就所掌握的资料,综合论述明清时期澳门人在帝汶的活动。     

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

历史上云南的外地移民 ,为西南地方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元明清三代 ,外省籍移民大量进入云南 ,对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对这一时期中各朝代移民的方式、来源、民族构成等进行了系统论述 ,并对其在云南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了初步分析     

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

文章认为明清统治者根据藏区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社会现实情况,以土流参治作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成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之一,构建了藏区土司地区的一种集权统治网络,并以此研究了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土司和地方各级流官的关系、土流参治的特点及其政治功能,认为藏区土司地区的行政建制以都司卫所制为主,府州县制为辅。明代土流参治,总体而言,土司由于势力较大,独立性相对较强,除了甘青藏区土司基本上受流官节制外,西南藏区土司则流官不能节制,流官形同虚设,甚至有的流官逗留省城,不敢赴任;清朝大多派往土司地区的流官不仅有职,而且有权,土司要受流官节制。     

明清回族进士时空分布研究

进士作为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是举业的终点,又是仕途的起点.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明清两朝的回族进士的文武比例、时空分布特点及原因,以回族进士数量上的增加、回族入仕方式的变化为论据,论证回族对中原王朝认同程度的不同.     

广西北部湾地区明清时期的海商文化与移民

明清时期,广西北部湾地区成为中国私人海上贸易较为兴盛的地区,一批商船往来于北部湾近海和南洋各地,为广西北部湾移民海外提供了交通条件;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广泛分布,为北部湾海商建立了一个商业网络,并为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持续海外移民奠定了基础。广西北部湾海商文化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明清持续的移民潮为海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