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述要

一 文化人类学(Cultuial Anthropology)是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相对应的人类学两大分支之一,该学科名称于1901年由美国学者霍姆斯(Williaw Henry Holmes 1846—1933)首次创用,且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又有不同的传统称谓。如,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各国称“民族学”(Ethnology)。近年来,“文化人类学”有逐渐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意指从历史的及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当强调社会制度做为文化的定型的组织或一种符号制度,社会与文化     

发展中的昆明清真食品业

昆明清真食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清朝初期,昆明城区就有“色目粑粑香满楼”、“回族干巴满街香”的美誉。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清真食品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成为各族人民喜爱的佳美食品。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系要

一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rhropology)相对应的人类学两大分支之一,该学科名称于1901年由美国学者霍姆斯(1846—1933)首次创用,且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又有不同的传统称谓,如;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yy);在欧洲大陆各国称“民族学”(Ethnology)。近年来,“文化人类学”有逐渐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意指从历史的及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当强调社会制度做为文化的定型的组织或一种     

清真食品规制的历史与现状综述

左边的标志为我们提供了对“清真”一词的直观印象,它经常出现在各类食品包装袋上,表示印有该标志的食品是清真食品。全球分布的清真食品现象提示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应有的国际视野,其存在的悠久历史更要求深化研究的历史纵深,为此本文通过梳理中外清真食品规制中的关键概念、各项制度的演进历程,旨在揭示和勾画出这一标志背后所蕴含的制度轮廓,以便抛砖引玉,方便更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信仰——以广西龙江流域村落历史及祭祀习俗为个案

本文在回顾近代以来与“社”这一概念相关的研究的基础上,从广西龙江流域宜州市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叙述及当地“做社”祭祀习俗切入,分析村落“社”信仰生命力的来源,认为“社”源自于自然崇拜,承载着道德规范的力量,建构起信仰与禁忌相互依存的社会观念.与“社”相关的信仰与祭祀习俗在历史与当下的多重内涵,及其存续方式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足以使之成为切入民间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在田野实践上构成一种方法论.     

《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评述

长江下游以南的东南地区是我国自然地理中相对独立的区域，也是古代历史与人文区系中一个特殊环节。在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的汉晋以前，发展过程中的土著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历史与文化。但是，东南地区土著并没有本民族自身的文字历史，在《史记》首次出现“越王勾践世家”和“东越列传”、“南越列传”等少数专载东南社会与文化的系统篇章之前，汉文史籍对于东南历史的只言片语大多语焉不详，甚至自相矛盾。而所有这些“历史”更只是华夏民族目光中的东南社会，一定有许多不确的成分。因此，谱写东南地区的早期历史，…     

昆明地区“对调子”活动社会现象探究

昆明地区自古就有“对调子”的风俗，这一音乐社会现象曾在昆明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与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对调子”活动已经难寻踪影，本论文以该活动为切入点，深入探索了昆明地区“对调子”活动的历史、特点，并试图对其消逝的原因进行探究。     

集体欢腾、绝地天通与礼物交换——莫斯与涂尔干宗教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分歧及其化解

涂尔干将神圣—社会理解为一种外在于凡俗—个体的强制性存在,自我的牺牲成为个体感知和进入社会的前提,以个体自我牺牲为特征的“集体欢腾”也因此成为涂尔干眼中通向社会的最佳路径;莫斯则暗示,“集体欢腾”所催生的亢奋、痴迷与狂暴会反噬个体乃至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个体注定不能通过这一路径进入社会,相反,保持人—神适度分离的“绝地天通”才是日常生活得以持续的保障;为化解与涂尔干的理论分歧,莫斯以礼物为中介,指出了“社会如何可能”的另一种答案：循环往复的礼物交换能够让“社会力”完全作用于个体,使社会的生产和持续得以可能。重现莫斯与涂尔干宗教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分歧,有助于理解法国年鉴学派宗教人类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与理论延承,能够为准确解读《礼物》提供学理依据。     

宁夏清真食品新著填补我国空白

2006年8月，宁夏食品经济学家吴俊主编的《清真食品经济》一书，将“清真食品”与社会、文化、政治、民间风俗习惯、大众一日三餐等从民族经济视角进行探讨和研究，全面系统地进行阐述。该书是一部清真食品的学术力作，填补了我国清真食品经济领域的一项空白。     

侗族约法款的法律思想及其特点

<正> “款”是侗族地区原始组织的称谓,它是侗族社会特有的历史产物。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侗族社会内部,以地缘为纽带,形成了一种带有军事联盟性质的社会组织,统称为“款”。款一般有四级组织集合而成。这四级分别是小款(一个自然村寨)、中款(邻近的二或三个村寨联合而成)、大款(区域性的联合组织)和联合大款(所有大款的联合)。款组织内德高望众的人担任款首,他们实行带有氏族部落性质的民主议事制度,还订有严格的款规,称为侗族款约,又叫约法款,并共同发誓严格执行,如有违者,必受到严励惩罚。款约在侗族地区世代相传,已成为该民族的习惯法。调节着本民族的     

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及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深刻地辨析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也是“革命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在现代社会具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革命性,对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建构性。中国共产党曾使用“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抗战”话语。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自强不息、救亡图存,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及新时代快速发展后,中国已成为改变国际关系对比格局的重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理念之于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百年征程中得到不断实践。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论断,深化了中华民族作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理论内涵。“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战"以前的国际法与"少数人权利"的保护

“少数人”是非常古老的社会现象 ,而“少数人问题”却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并逐渐成为现代国际法十分关注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表明 ,“少数人权利”不仅是国际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少数人权利”本身的不断完善和进步又从一个方面促进了整个国际法的完善和进步 ,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际法体系。尽管目前国际法中有关少数民族和“少数人权利”的内容大部分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但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近代国际法形成的早期 ,许多内容又是在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 ,回顾和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法中“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历程 ,重新审视国际社会逐渐发现、承认并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历史过程 ,是很有意义的     

穆斯林食品文化与唐代长安生活市场的繁荣

中国清真食品始于唐代,而清真食品的出现,不单是推动了唐朝都城饮食业的发展与繁荣,更为关键的是它构成了中国穆斯林特色文化的物质载体,因而是实现穆斯林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问相互交往和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媒介.在唐代,穆斯林清真食品的内容比较丰富,从市民到贵族甚至皇室,他们的日常饮食几乎都已经离不开清真食品了,所以“肥羊美酝”便成为唐代长安民众十分渴望的生活标准.     

斬棘披荆开田园——明清之际畲族对闽浙赣山区的开发及其与汉族的经济交流

畲族,东汉时已成为我国“南蛮”族的一支,传说广东潮州凤凰山是其发祥地,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畲族社会曾长期处于人类历史早期的“刀耕火种”、“拔畲栽种”的原始农业经济和“捕野禽射豕肉”的狩猎经济阶段。自唐王朝在潮、汀州设置州县、强化封建统治以后,畲族受到汉族封建统治势力的干扰、侵犯。为了反抗封建统治     

傈僳族漆油饮食文化论

漆树及其漆制品——生漆与漆油食品往往被外界谈“漆”色变,但却被称为“三江主人”的傈僳族所喜爱,成为傈僳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符号。本文探讨滇西北以傈僳为文化主体的漆油饮食文化圈所产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并揭示漆油饮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功能,重点探讨傈僳族通过漆油的跨区域、跨民族与跨国界的流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意义。     

从历史“方国”到神话“异国”的断裂与重构——基于《山海经•海外南经》“贯匈国”的考证

神话传说与历史在早期发生与传播过程中往往是一个混合的整体，在其传播过程中依赖于“口头传统”和“图文结合传统”，但二者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不稳定性，所以常会发生神话传说与历史内容的断裂和重构，而基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这一过程既有继承又有异变。基于此，追溯《山海经?海外南经》中的“贯匈国”的原型，可以认定“贯匈国”并非纯粹的虚构，而应是商代甲骨卜辞中记录的活动在西部地区的“（毌）方”，也即是西周文献中的“串夷”。由于“口头传统”和“图文结合传统”的断裂和重构，历史上“毌方”（串夷）失去了其原始含义，至战国后，“贯匈”被时人依据当时的文化背景重新阐释，遂成为了“为人匈有窍”的神话“异国”。而现代部分神话研究者往往忽略这一过程，直接将“匈有窍”与民俗学材料结合，在“形而象之”的基础上加以阐释，这类研究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性，反思这类研究对于今日神话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伊玛堪”——破译赫哲族古老文化的密码——以葛德胜说唱的《满斗莫日根》为例

赫哲族“伊玛堪”作为古老的说唱艺术,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用它生动的语言和演唱形式征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赫哲人,成为赫哲族人民最喜爱的文学样式之一;“伊玛堪”包容了赫哲族的历史、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所有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堪称赫哲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既是研究赫哲族历史、文化、经济、习俗的宝贵材料,又是该民族在记忆里牢固保留的尽可能多的思想文化记录.     

探寻独具沈阳特色的城市“和谐之路”——沈阳市创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工作记

“和谐”无疑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谈论得越来越多的话题,并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强音。然而,城市民族工作却面临一个日益加剧的难题:数量不断扩大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由于其特有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心理素质等,极易因为城市社会对其不理解而激发社会的不和谐现象。这成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绕不过的历史难题。沈阳市现有少数民族人口72.9万,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其所占比例均位居全国大城市的前列。沈阳市民委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任何力量能挡住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民族在社会各个层面越来越广泛与深刻的交融。为此,他们积极分析和研究城市民族工作部门的应对策略,并探索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城市“和谐之路”。     

从语言对文化的意义观“族群边缘论”的神话——对王明珂《华夏边缘》的辩驳

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出现似乎渗透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所有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社会/文化人类学从二元对立观到二元融合的兼容并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学科.尤其在心理学、认知理论等后结构主义流派出现后,语言、文本、历史对文化之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以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的学术脉络和研究范式——“透过边缘见‘中心’来看,其学术思想无不受到后结构主义的严重影响.因此,考察其试图运用二元对立与兼容史观来构架一个有着客观和历史文化特征、主观认同、相互指认并跨越边界、以“华夏”和“异族”千年互动庞大案例为叙事主体的“概念化族群”研究,一定要放在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之下才可能从根源上去理解和释疑,并藉以辩驳一个没有“中心”意涵的“族群”和没有结论的“民族史族群边缘理论”,其实只是一个历史先验论的神话.     

空间、仪式与认同：中缅北界边境村落多维文化空间与家国一体化实践研究

因内地汉族移民边境而出现的汉文化空间位移,及其带来的边境村落各族边民的汉化现象,学界成果甚多。但从多维文化空间视角切入的边境各族家国同构问题,关注者尚少。西南边陲腾冲被称为“文献名邦”,又有“极边”之称。其历史是一部基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使内地与边疆一体化、家族与国家一体化的实践史。本研究通过对明代以来汉文化在极边之地腾冲的传播、生根与少数民族汉化相辅相成历程的历时性梳理,在移步换景式呈现该区域各族边民在“泰山石敢当”、“堂窝”神龛、三崇寺与家族“祖坟”四维文化空间里的世俗性与神圣性双重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重点深描汉族儒释道与民间信仰“大传统”和本土少数民族原生宗教“小传统”交融多维文化空间内的仪式活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进而揭示多维文化空间与家国一体化的内在逻辑,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历史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