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的传承 ——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一

熊十力思想的内核是“一体两现”,其中又以“一体”为基础。牟宗三继承了其师的思想,于此有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其师一样,牟宗三这方面的思想也有缺陷,将心体与性体分离开来,是其集中的表现。牟宗三这样做,本意是以性体保障心体的客观性,使其不流向弊端,虽用心良苦,但也造成了心性实际不为一的问题,延续了其师双重本体之误。克服心学流弊的希望不应寄托于性体,理想的办法是在三分法的框架下,启动智性,以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识。这一步工作可称为“二次启蒙”。这项工作做好了,不仅可以杜绝阳明后学之流弊,更可以为现代社会中的诸多乱象找到救治之法。     

子思学派的“君道”观——以郭店楚简为考察对象

子思学派是介于孔孟之间的重要儒家派别,在孔孟之间的儒家传承中起过重要作用。郭店楚简中所反映的大量的＂君道＂思想,正说明这一问题。首先,子思学派主张为君者要实行＂德治仁政＂;其次,呼吁为君者要有＂表率作用＂和＂重民思想＂;再次,提倡为君者要有＂尚贤＂观。这些思想虽大都为孔子所提出,但却语焉不详。子思学派的相关论述无疑是对孔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又影响了后来的孟子。可以说,对郭店楚简中子思学派＂君道＂观之考察,可以加深对儒家学说的体认。     

“敬鬼神而远之”——兼论儒家对鬼神问题的解决策略

＂敬鬼神而远之＂代表传统儒家处理鬼神问题的基本倾向。文章对＂敬鬼神而远之＂何以可能的追问建立在儒家自身思想视域之上,并非与西方宗教概念中人神关系比照后产生质疑之回答。文章立足于《论语》文本呈现的鬼神意义,以此为根据讨论何以敬、何以远,以及既敬又远的鬼神关系何以成立。通过剖析,我们认为,《论语》中的孔子对鬼神＂敬＂与＂远＂之间张力的处理,构成了儒家对鬼神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     

从出土《五行》版本差异看子思著作与道家的关系——兼论先秦儒家学派争鸣初始阶段的特点

由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版《五行》及郭店楚简版《五行》的差异,可以判定子思的思想与道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由于各学派间的分化和对立,后世儒家学者对前辈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但与后世各家学派之间有目的、有计划的激烈斗争不同,儒家学派的初始成员对其他学说还是持一种包容和学习的态度.他们之间的误会,可归结为遭遇性的误会.而随着世新俗异、学派纷起,儒家被迫参与到各派的争鸣之中,并注意维护自身学说的权威性和强调自我继承的正统性.     

崇本息末 拯救儒家伦理理想——王弼“以无为本”的伦理学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王弼的贵“无”哲学。认为王弼关于“德”、“道”关系的论述是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而他的“本末有无”之辩则是“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崇本息末 ,以无为本”的观点则是他哲学发展的必然结论。王弼的伦理学为先秦以来的儒家伦理理想摆脱繁琐虚伪的经学 ,开辟新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上承先秦儒家 ,下启宋明理学 ,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朱子学理气论域中的“生生”观——以“理生气”问题为核心

由于朱子理生气命题不见诸任何现行的朱子文本,故向来对朱子学的生生问题缺乏关注。从朱子学理气论域看,其本体宇宙论含有丰富的生生理论。而且朱子非常强调天命流行天理流行天理流出等一系列理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朱子学的太极本体具有根源意义上的动力义,而阴阳动静等一切现象必根源于太极本体。由此,太极生阴阳,理生气得以成为理论自洽的一套理论命题。朱子学的本体宇宙论采用生生观念将太极、动静、阴阳贯穿起来,形成了以太极为核心、集理气为一体的一套天理实体观的哲学体系。     

“耶酥受难”与基督教的“生命伦理学”——-兼论“终极关怀”问题

耶酥受难是从古至今流传甚广的故事。本文从耶酥受难出发,分析基督教的生命伦理学思想,进而探讨基督教的终极关怀问题。同时,粗略的论证了终极关怀的含义和作用。     

“全球伦理”何以可能？——《全球伦理宣言》若干问题与儒家伦理学

儒家伦理学可为全球伦理的基本理念提出一种儒学的辩护,同时也对其学理缺陷提出一种儒学的批评。伦理学在观念层级关系上有一个基本区分伦理原则→伦理规范,儒家谓之义→礼,其中礼(规范)是可以损益的,而义(原则)才是普适的。全球伦理没有作出这种区分,其仅仅着眼于规范的选择,而缺乏原则的基础。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原则,而是适应当下的全球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规范选择,因此,一方面,它并不是绝对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为寻求一种普适的伦理原则,经验论和先验论的方法都有问题。儒家伦理学的仁→义→礼结构、即仁爱精神→正义原则→社会规范结构,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鉴。其中义指两条基本原则: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适合特定生活方式的条件。     

弱势群体问题研究十年回顾(2002-2012)——兼论伦理学的学术使命

从2002到2012的十年问,我国学者对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对弱势群体的产生原因基本形成共识,而且深化了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学科特征鲜明的关怀理念和解决措施;不足之处主要是“弱势群体”的概念界定仍没有形成一致的理解,关于弱势群体的划分标准缺乏统一性和准确性,对弱势群体的特征理解有待深化,缺乏道德价值立场和伦理担当意识.伦理学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伦理学学科本身的学术使命存在较大的差距.作为一个伦理文化资源大国,伦理学界理应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儒学理论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表明的是儒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自觉。在众多思想形态中,何种儒学思想将引领未来社会思想动向,不仅关切到儒学自身理论形态的自足,更在于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导向作用。反思"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是儒学思想完备自在自为的理论诉求。反思表明,"大陆新儒家"以康有为主义的名义来作为儒学复兴的理论价值取向,不但违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价值承诺,同时也悖离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以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为视角

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由来已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法本位上的义务本位取向,民商法领域的“重农抑商”传统和诉讼观上的“无讼”理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可以使我们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从“为仁由己”到“良知见在”——兼论儒家体用一元的思维模式

孔子思想的终极指向是践仁以成圣,这一终极追求必然包括成圣之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与实践途径两个基本方面;前者是本体论,后者是功夫论。本文以《论语》为基本文献来阐述本体依据和功夫路径之间体用一元的内在关系,由此展开,宋明理学中的一元论思维模式是对其继承和发展,而王龙溪的"良知见在"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典范和大成,将体用一元推向了顶峰。     

东林学派的“新心学”建构——论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对于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型,学术界有不同的诠释。其中,钱穆、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回归思想自身源流,具有更好的解释力。通过对东林学派"新心学"建构过程的分析,能够将明清思想转型从"学术转向"视野推进到"哲学转向"的视野,更好地挖掘"内在理路"范式的思想潜力。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完整地展现了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思想历程。从理学义理核心——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角度揭示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厘清其源流,是探讨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地方课程的实施策略研究——以“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为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地方课程是连接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的桥梁.当前关于地方课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方课程的开发和价值定住,很少涉及地方课程的实施策略.因此,以新乡市卫滨区实施的地方课程"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为例,探讨地方课程的实施策略,有助于促进地方课程的开展.     

“摇晃的方法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方法论问题与系统论关系初探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及其对法国学派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西方思想学术主导性思维范式从实证主义向系统论转变的整体趋势。美国学派真正的方法论特色并非是缺乏建构性内涵的平行研究,而是体现了系统思维特征的整体性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心化原则等。然而由于特定历史背景等因素影响,美国学派未能明确自身的方法论优势,反而对方法论问题持较为轻视的态度,导致学科在理论化浪潮冲击下陷入自我认知的危机之中。     

“安”可否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判准？——从“女安则为之”谈起

针对“安”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判准的讨论,以《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文本为据,从“女安则为之”出发,通过文本解析、“安”的伦理分析、“安”之外的伦理考虑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宰我和孔子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提出了“女安则为之”,“安”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就在于良心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良心有其主观性以及客观限制,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与其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孔子着重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能恰当正确地感受和表达情感,让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能与其客观价值相符合,可见“安”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初步内在判准,但不是“最终”判准或“唯一”判准,仍须尽力合乎客观伦理道德标准,努力培养“正确良心”。     

利玛窦对儒学的理解及其对儒家经典的使用——以《畸人十篇》为例

作为西方第一位汉学家,利玛窦以欧洲天主教士独有的视角解读了儒学。他认为儒学是一个哲学流派并非宗教,在道德哲学层面与天主教义没有冲突。他用先儒经典中有关"天"的模糊概念"上帝"、"天帝"来诠释天主教的Dio一词,并将其译为"天主"。在利玛窦晚年撰写的道德伦理著作《畸人十篇》中,他引用《四书》、《五经》,成功地证明了天主教的两个重要学说:灵魂不灭说和天堂地狱说。     

与“神学”相遇的儒家选择——以徐光启译、著为例

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的刻意努力,分析这种刻意努力中的学理(神学,尤其是护教神学)传播,分析儒家在与传教士及其传播的神学相交涉的有意无意选择,揭示儒学在明末清初与基督教神学相遇中,并没有完全从宗教(神学)学理上与之进行深刻的对话,而多少变成儒家(士大夫)在这种复杂关系的交涉中,吸收了附着在神学上的文化(尤其是科学知识)资源,并关注了传教士的人格风范等。这使得明末清初可能出现的儒学与神学的对话问题,转化为了儒家(士大夫)与神学、传教士相遇后的选择问题。徐光启及其译、著与传教士、神学的复杂关系,尤能说明问题的转化。     

“自力”伦理的品格及其界限——以基督教的“他力”观念为背景

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他力”伦理,以信仰为基础,凭借上帝的救赎力量来成就人的道德世界;儒家伦理则是一种“自力”伦理,认为人可以依靠自身的道德努力,在现世实现“天命在身”的超越追求。儒家伦理这种天命在身的情怀和自我的道德努力,一方面构成了儒家信念中的伟大要素和高贵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由于天命与人心的一体化,最终使得天命丧失了绝对超验的资格,使儒家对最高价值的追求陷入困境。因此,借鉴基督教的他力观念,反思自身的文化局限和观念缺失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