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明,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与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使其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实现重新聚合。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瞄准性,增强扶贫主体的互动合作,加强资源对接效率与移民的社会融入感,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依然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地方改写及其实践逻辑限度——以Z省A地州某石漠化地区整体搬迁为例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施以来对贫困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基础条件困难地区的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实际推进中,不同施政理念的地方政府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有不同的政策安排、搬迁方案和安置方式,不同条件地方的民众对不同的易地搬迁政策也反应不一。以中国西部Z省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整体跨区域搬迁政策为研究对象,以该地区核心腹地A村的整体搬迁情况为调研重点,结合抽样问卷调查和随机入户深度访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地方改写、实践逻辑限度与治理困境进行研究。基于调研情况初步发现,该地"整体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存在对中央易地搬迁政策精准取向和价值基础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政策变通在决策层面也存在合法性挑战,造成政策执行亏损与层级性治理困境,不仅在一些关键利益上存在政策要求与政策对象期望相悖之处,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村民当下的生活造成阻断。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发布,是一个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复杂过程。从多源流理论来看,是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多股源流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如何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生存约束成为了问题流,多年的地方试点和相关文件形成了政策流,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和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强烈的搬迁意愿促使了政治流的出现。这三股源流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贯穿于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当三股源流汇合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之窗就被打开,进而提上政策设置议程。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效应评估及政策创新

陕西移民搬迁肇始于2011年,兼顾生计、扶贫和生态等多维目标,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策源地”。其后10年间,通过“十二五”时期的避灾搬迁、生态搬迁和“十三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陕西共316.09万贫困人口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困境。面向乡村振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团队通过广泛的国内外合作研究,深入探讨陕西易地搬迁地区生态与搬迁农户的福祉问题,于2011、2015、2019、2021年在深度贫困与生态脆弱相互交织的陕西地区开展搬迁专项调查与政策评估,探索建立了评估搬迁政策的概念框架、创新路径和科学方法,探究解决家庭人口动态性与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困境、生计与生态系统耦合等复杂问题的新路径、新方法和新模式,形成了中国情景下的解决方案和推广案例,在科学创新研究、政策实践推动、国际交流发声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第一,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效应评估。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相关理论及应用,围绕生计资本、生计策略、贫困脆弱性等对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模式展开全面探讨。研究发现：农户搬迁后生计策略的变化基本上契合政府所倡导的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转型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变化更多地...     

易迁移民就业机会、人力资本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

基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的三个阶段动态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人力资本改善和就业机会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易地扶贫搬迁使少数民族移民人力资本显著增加;第二,易地扶贫搬迁明显提升了少数民族移民的就业机会;第三,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社会适应、公共设施、民族文化等因素对易地搬迁移民的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第四,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民族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第五,易地扶贫搬迁对少数民族移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机会有持续性正向影响。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期扶持需从发展县域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强化就业能力、扩宽就业渠道、促进多元化就业和多业态就业、建设民族多维互嵌型社区共同体等入手。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基于凉山州D社区的主客位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工程,通过主客位视角分析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参与现状,可系统呈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实地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的“五位一体”治理模式,其内核是构建以行政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干部为主、“半组织化”吸纳的社区骨干为辅的运行架构。受生计理性、社区认同、制度实践等因素影响,少数“强参与”的居民与多数“弱参与”的居民在需求、动机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居民共同体意识和可行能力培育形成挑战。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在充分发挥两委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力量,从内源上为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可持续发展增权赋能。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 “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关于易地搬迁扶贫问题的调查思考

贫困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社会经济时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为解决贫困问题, 我国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如易地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其中易地搬迁扶贫是针对资 源约束型贫困问题提出的扶贫措施。以四川省三个县、一个市为样本进行实地调查,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的安置、原有耕地资源处置及新的配套耕地、农民就业及收入来源、政府的后续扶持政策。从中发现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 要存在几方面问题：政府在易地扶贫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度低;土地存在废弃的现象;产业存在同质化现象, 发展后劲不足;部分搬迁群众存在依赖思想。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