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县域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空间分布格局

准确识别贫困区域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是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提高农村扶贫质量和效率的关键。以福建省县域为研究对象,运用脆弱性-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福建省县域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识别福建省贫困县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并对识别出的多维贫困县进行类型划分。研究发现:(1)福建省67个县(市、区)中有27个被识别为多维贫困县,识别出的多维贫困县的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显著,集中分布在闽西和闽北的山地和丘陵地区;(2)识别出的多维贫困县被划分为金融基建兼缺型、基础建设缺乏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发展条件缺乏型等5种类型。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1)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进行有效瞄准;(2)根据农户具体的生计资本情况采取差异性扶贫措施,以更好地落实以县域为基础的扶贫工作,为精准扶贫开发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精准扶贫背景下基层政府瞄准识别机制的优化

精准扶贫的关键之处在于识别瞄准机制——贫困对象的精准有效识别和扶贫资源与贫困对象需求之间的精准有效瞄准。基层政府精准瞄准识别机制就是多元主体以科学高效的瞄准手段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使扶贫资源精准落实。但目前的精准识别存在精准填表任务较重、数字化的脱贫指标使识别效率较低、形式主义的考核脱离实际等困境,提出了简化程序完善瞄准识别机制、统筹简化精准考核促进瞄准识别效果、健全贫困户识别退出与再进入机制、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增进贫困户参与积极性等优化策略。促进贫困对象真正脱贫,如期完成脱贫的历史重任,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明,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与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使其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实现重新聚合。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瞄准性,增强扶贫主体的互动合作,加强资源对接效率与移民的社会融入感,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依然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我国的贫困治理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落实精准扶贫将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精准识别、满足多元需求、发展内生动力的扶贫任务十分艰巨。基于对精准扶贫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对策:借助公益组织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构建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创新扶贫治理机制,实现多元化贫困治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精准扶贫管理模式等。     

老年多维贫困测量:概念与视角的转换——基于A-F法及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与精准扶贫发展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识别并缓解老年贫困,是检验社会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运用Alkire Foster方法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测算模型。依据2014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CLASS),以11个省（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收入、住房保障、健康程度、养老服务、可行能力、社会参与、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收入并非老年贫困唯一致因,随着维度增加,老人贫困规模扩大、贫困程度加深;城乡、区域多维贫困差距增大。因此,应加强对老人贫困多维度识别与测量,对不同类型贫困老人提供“问题响应型”或“需求响应型”等多样化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地构建多主体、分类分层的帮扶网络和保障体系。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基于双重扰动与核ELM融合的大学生贫困认定模型研究

精准实现大学生贫困认定是实现高校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但是因为贫困认定需要提交的材料涉及隐私和数据非客观性原因,当前贫困认定存在部分学生做假和自卑学生不敢申请的不公平现象。针对该问题,以学生一卡通消费数据和个人基本信息等客观数据为基础,构建贫困特征分箱和特征交叉算法,形成一套大学生贫困认定特征参数。随后,为处理贫困认定数据集不平衡性,提出了数据样本和输入属性双重扰动方法,并与核ELM算法融合,构建了大学生贫困认定DP_KELM算法。实验结果表明:构建的特征在随机森林和KELM算法的准确率方面都超过0.82,而双重扰动模式对提高算法的G-mean值有较好作用,DP_KELM算法在Gmean和AUC上均优于对比的9种算法。DP_KELM算法能够有效识别贫困大学生,为实现校园精准扶贫提供辅助决策工具。     

非人工调查数据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设想

本文针对精准扶贫中的难点问题——人工调查数据失真、不准确导致的贫困户识别瞄准率不高,提出应充分利用非人工调查数据衡量家庭的贫困程度,并通过微观数据验证用电消费数据、通信邮电消费数据与贫困的主要衡量指标收入、支出之间的相关性,并分区域进行了讨论,由此给出在精准扶贫实践和贫困经济学理论中应用这两类数据的新思路.     

农村贫困转型与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是提升扶贫工作绩效的重要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农村贫困的内涵、生成逻辑变化明显,呈现贫困结构化、治理复杂化、生成消费性等特征,农村贫困正处于转型状态,这给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分类考核、监督管理、贫困治理等带来一定的挑战。新时期精准扶贫要切合农村实际,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基于转子位置角预测的车用异步电机控制算法

以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农村贫困退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识别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引入贫困退出的持续时间临界值以及多维度脱贫临界值,对稳定脱贫进行动态测度。研究发现,随着稳定脱贫持续时间的延长,贫困退出发生率、稳定脱贫广度指数以及动态的稳定脱贫指数均有所下降,且存在区域差异。从稳定脱贫指数的分解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稳定脱贫贡献较大,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障和收入结构等三项指标是当前农户稳定脱贫的的主要贡献因素。因此,农户家庭长期稳定脱贫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精准扶贫对提升农户生计的效果评价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生计资本、生计能力、生计环境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一手资料,分析了农户生计视角下的精准扶贫成效。结果发现:精准扶贫在改善村域社会环境和提升农户生活能力方面成效显著,但是扶贫的整体成效不是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农业自然灾害严重、农户生计资本增加不够、农户生产能力提高缓慢以及农户发展能力提升不足四个方面。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激活村级产业经济发展活力、加大农业基础建设力度、建立农户生计资本政策服务体系、提升农户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加强政策执行中监督考核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减贫优化对策。     

大小凉山精准扶贫脱贫策略思考

大小凉山是四川省四大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精准扶贫攻坚战中需要集中人力物力重点攻克的“关键战役”区域。受该地区的扶贫现状和存在的不利条件影响,相关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定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现实约束：一是主要包括扶贫对象精准定位约束、扶贫产业精准定位约束、扶贫资金利用效率约束的现实约束,二是地理位置限制,三是教育资源匮乏。在立足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精确扶贫对象及范围、建设民生保障工程、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引进高素质人才、完善扶贫项目审核、引导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多项措施进行全方位的布局,提高大小凉山地区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大小凉山地区的贫困问题能否借由精准扶贫政策得到解决,不仅关系到该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水平,还决定着我国整体扶贫脱贫工作的成效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

贫困的发生是与生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的,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脱贫户生计风险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转移性收入偏高、对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家庭病残抚养比偏高、易地搬迁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本减损、生计多样性下降、家庭负债、社会资本匮乏等诸多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要注重保持巩固脱贫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性,把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把易地搬迁扶贫社区产业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注重培育脱贫人口社会资本,发挥好资金互助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一步筑牢脱贫人口生计资本基础,降低生计风险,真正脱贫致富。     

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价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以安徽省为例,探索并构建了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和精准脱贫4个维度14个指标的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划分层次和专家评分,给出各项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权重。结合对指标权重的分析,对安徽省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     

2013—2016年我国精准扶贫研究趋势分析——基于知识图谱视角

精准扶贫是党和国家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自2013年实施精准靶向式的目标任务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Citespace分析软件对CNKI数据库收录的2013—2016年间中国扶贫领域的论文从发文时间、作者、关键词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相关的知识图谱,从中梳理出近年来精准扶贫的研究热点、变化规律以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 2013—2016年扶贫文献呈现增长态势;扶贫领域的主要热点关键词为“精准扶贫”“扶贫工作”“扶贫开发”以及“产业扶贫”等;精准扶贫研究重心发生了一定的转移,从精准扶贫初期的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向如何将精准扶贫落到实处、如何检验精准扶贫的成效、如何让脱贫后的农民自我“造血”、如何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等方面不断推进。     

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960多万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有73%以上的搬迁人口在西部地区,如何实现搬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基于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515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耦合协调类型、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搬迁移民现阶段的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定恢复期;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搬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优于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在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多样类型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家庭资产数量、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其中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