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哀牢内属研究

探索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和路径研究已成为学界较为经典的研究命题。横断山区作为最为古老的民族走廊、文化通道，生活其间的各民族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开发祖国锦绣河山、携手创造中华优秀文化的历程，也是中华民族追求共生共融共长、和睦和谐和平发展的历程。哀牢内属千古盛事，流传至今不绝于史书，永昌盛名驰名中外，畅达南方丝绸之路。秦汉经营西南始为求道，后得一统，在“中原”与“西南”圈层互动融合影响之下，哀牢因文化认同求得内属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典型的征候意义。从史籍脉络和神话隐喻中纵横梳理哀牢内属寻求中华民族认同的历程，解密哀牢内属的过程、策略、阶段和状态，并以此为着力点探析横断山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希冀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区域发展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的审视与思考。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与实践指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表达了中国各民族共命运性的联系,彰显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的新境界。民族创造文化,文化凝聚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作用下逐渐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从民族自在实体到民族自觉共同体的历史变迁。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了丰富的文化意涵：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凝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源泉;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决定民族发展的长远和根本,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基石;“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质,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包容性与生命力。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进路与文化发展意涵,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文化遵循与实践方向,对于充分释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刘三姐”歌谣何以实现跨文化传唱——论共性记忆与共同情感交织中的共同体形塑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三姐”歌谣不仅凸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蕴,更关联文化共享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主题。基于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定位的联结模式,“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可视为生成“同一个人、共同经验、共性记忆、共同情感”的意义链条,以完成情感共通和共同体形塑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以共性记忆构筑文化共享系统、以共同情感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以稳定文化基因铸牢共同体意识三者相整合,共同勾勒出理解“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的理论谱系,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情感与心理基础。     

“共同体”语义下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探赜

“共同体”是一种以共同关系为纽带联结形成的关系性存在,体现为相关人群和睦相处、平等互助、凝聚彼此的内生情感关系,其核心构成要素是关系理性、价值共识和情感归属。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是推动各民族开展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情感交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与“共同体”的核心构成要素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关系,体现在：社会交往培植关系理性、文化交流增进价值共识、情感交融厚植情感归属。坚持从关系维度、价值维度和情感维度三个层面协调推进、有机统一,对于增进共同性、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视野下“百苗图”中贵州多民族服饰文化交融研究

民族服饰既是一种无字史书,也是一种视觉文本,是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图志,“百苗图”不仅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贵州各民族独特的服饰文化,还呈现了晚清民国贵州多民族服饰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对贵州多民族共享的服饰元素、共有的织造技艺、共营的服饰交易有详细记录和生动图描。可见,历史上贵州各民族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和自享的视觉形象符号,也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形成了多民族共享的服饰文化和视觉形象符号,可为塑造中华民族的视觉形象提供丰富素材和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象征——基于习近平关于“石榴籽”和“石榴”相关论述的阐释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是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性表达。石榴籽交融一体的特性不仅象征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同时也象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把石榴作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主要的文化象征之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利于向世界展现最大同心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而不同：共生教育的文化逻辑

“和而不同”是经过长期演化和不断实践积淀而成的中国哲学智慧。它不仅是民族政治交往、文化交流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绵延不断、欣欣向荣目标的关键所在,更是促成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共存、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的良方。在文化共生教育场域中,中华民族文化应以“和而不同”作为多元民族文化教育所追求的“终极依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抵触、外来与本土的文化冲突、主流与多元的文化矛盾等多重文化窘境始终贯穿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行动必须应对的实然境遇;中华民族文化应坚守“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通过秉持文化基因内核、萃取文化精髓因子、包容文化异质存在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选择,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和谐共生,进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斡包节”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传承

传统节日是我国各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的“斡包节”是集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和现代多种文明等多元文化因子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活动。作为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斡包节”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敬畏自然的人文伦理、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纽带、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等。深入挖掘“斡包节”的积极因素,唤醒达斡尔族节日文化的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有利于提升各民族的自我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口述史视域下的三线建设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回溯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从多个方面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了铺垫。政治层面,通过实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制建设,加强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经济层面,“工业反哺农业”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跨越式的“共同发展”快速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整体生活水平,促进了各民族人民平等交往和交流,增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文化层面,多种途径的文化交流和交融,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教育层面,平等、优惠的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内容同质化等,培育了青少年一代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际传递和持续铸牢。在口述史视域之下,通过西南民族地区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回忆,讲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变化历程,挖掘三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和历史经验,为新时期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场域结构——民族高校各民族共在共识共享的生活图景

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形成的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物理空间上彼此共在,社会空间上彼此共识,文化空间上彼此共享。民族高校各民族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交往交流交融,易于达成共在共识共享的生活图景。通过对X民族高校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发现民族高校存在各种类型的民族互嵌和互动的社会场域,相关民族主体作为社会行动者可在公共的社会场域内相识,形成民族个体在场或共在,促成民族互动形成面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格局。在民族高校里,各民族主体在共居、共学、共事和共乐等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各民族文化共享的生活世界。这种共在共识共享的生活图景,构成了各民族相知相爱的生活气氛,实践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画面。因此,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场景中,国家在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是培养民族个体的跨文化认知能力的基石,以此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中国古代和亲与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

各民族经济相互依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各民族经济互补、经济互动与共同繁荣等意涵。和亲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各民族经济互补是和亲的内在动力,双方都希望通过和亲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满足经济需求。历代和亲活动加强了朝贡与互市贸易,推动了不同民族的物品流通和人员流动,形成了经济交流网络,畅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互动。历代和亲有助于各民族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助于各区域共同发展,有助于中华民族物质财富的总体提升。各民族以和亲促发展的历程,为多民族中国地区间、民族间的相互协作提供了历史经验,为各民族形成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宫廷音乐构建思想研究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各民族在文化上“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的群体结构,是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华民族在特定时空下创造的璀璨文化遗产。北魏宫廷音乐以“变夷从夏”为观念基础,“戎华兼采”为构建途径,“乐正雅颂”为构建理想,在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与各民族文化碰撞、认同、融合、反哺,建立了较完备的宫廷音乐体系,实现了中国宫廷音乐的转型,为集大成的隋唐宫廷音乐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纹饰层累与多元一体：文化共生视域下广西铜鼓文化中的“三交”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实践系列之三

铜鼓文化是红水河流域各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传统文化，其发展和演化体现出多民族文化的共生性，这种共生关系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依托广西河池国家级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铜鼓文化融入到经济发展当中，有效促进文创产业发展。广西铜鼓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促进了各民族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构筑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助推了各民族互嵌式发展，增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     

文化自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康区汉藏文化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文章以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为典型个案，对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文章指出，在近代康区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存在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一，是文化无意识，主要表现为汉藏民族双方完全出于实用、方便和喜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的习俗相互渗透与吸收。这主要着眼于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方便，双方并无明确的文化意识。其二，是在意识到彼此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汉藏民族双方为拉近距离、消弭隔阂和增加亲近感，主动建构或创造了一系列双方共有、共享的文化，同时也存在为增加彼此的共同性而主动隐匿、削弱和淡化自身文化特征的情况。这些均是出于文化自觉的行为。文章认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自觉的作用和功效远远大于文化无意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自觉正是在不同民族接触交往中形成或创造共同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文化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面,且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是实现文化交融、文化输出的必要前提,更是体现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推进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有利于提高全民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对讲好中国故事、营造大国文化氛围十分必要。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从红水河流域蚂节看壮汉文化交融

蚂节是红水河流域壮族极具农耕色彩的节日。在壮族与汉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其文化要素与内涵不断丰富,壮族神器铜鼓与汉族神兽实现互通,壮族文化与道教文化得以互融,壮、汉民族以仪式为纽带“同祀共欢”。壮、汉民族通过“互鉴”的途径达成“共享”,从而实现彼此文化的交融。蚂节也因此发展成为整合壮汉民族关系的节日庆典。这一鲜活案例不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体现,而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对于从多维度探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所助益。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与当代实践路径——以潇贺古道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

潇贺古道作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重要通道和文化线路,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实证,为基于多民族艺术“三维交融”的艺术乡建活动提供了历史生成条件和当代实践场域。沿线瑶族村落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在于：经济互补促使区域发展格局正式形成,为艺术乡建提供了瑶族传统村落这一特有村落形态;族际互信使得区域治理共同体更加巩固,为当代基于民族互嵌的艺术乡建奠定了坚实社会根基;文化互鉴助推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为当代基于艺术交融的艺术乡建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沿线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在当代艺术乡建实践过程中生发出多维路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艺术家赋能路径;艺术融入乡村建设的村落空间活化路径;艺术嵌入乡村建设的节日完形诗意栖居路径。这是对艺术乡建在历史语境和现代化语境中的反思,也是对其研究话语和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民族地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对象的生动实践。     

和而不同：民族交融态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民族交融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一步,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学界鲜有关于个体民族交融态度如何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学实证研究。本文采用《民族交融态度量表》《中华民族认同量表》《心理距离量表》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量表》,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对682名参与者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民族交融态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积极的民族交融态度有利于提高个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水平。同时,中华民族认同和心理距离在民族交融态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基于此提出“保障民族交融政策有序落实,培育积极民族交融态度;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打造中华民族认同社会共识;充分挖掘与宣传历史记忆,重视隐喻对心理距离的作用;积极探索个体心理发展规律,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等建议,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心理学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