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终结过程中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浅析

公共政策在执行由于过时、无效、多余而需要终止,但在终结过程中,由于政策终结存在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引起各个社会群体对政府的政策终结行为产生信任危机。对此,本文通过对存在的不信任人群以及不信任的体现进行分析,揭示政府公信力在政策终结过程中下降的原因,试探如何在政策终结过程中保持政府的公信力。     

我国"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业化":政策框架与价值诉求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推动了世界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在这一议题上的政策态度历经了十年多的变迁过程,也基本上形成了相应的政策框架.这一政策立场及政策框架是受实践层面、认知层面与政策层面等三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这一政策轨迹与政策窗口的打开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与规律.而且,这一政策框架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多维价值诉求.     

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综述:“传统媒体”框架的失灵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缺失

媒体通过对政策渐进式的影响,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嬗变。面对变革,我国学界还未能从“传统媒体”的框架中摆脱“路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行政隶属地位,使得其他利益诉求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发声;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进一步分化了“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运动式”的媒介公共政策动员手段导致意见的撕裂,地方“传统媒体”一片叫好,“社交媒体”不乏争议。这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社交媒体”的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未能给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足够的社交媒体治理经验,缺乏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从“问题产生”到“效果评估”各阶段影响方式和作用的详尽分析,未建立起与社交媒体对应的政策过程传播管理框架,社交媒体的管理仍停留在“消极管理”阶段,缺少“积极管理”机制。文章试从传播学、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出发,利用框架分析与对比研究的方法,综述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存在的差异因素、国内“传统媒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框架失灵的原因以及“社交媒体”框架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的缺失。     

转型期中国政策过程探析

政策过程作为一种分析中国特定背景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其一,公共政策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和体制下被制定和实施的。其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有哪些,这些变量（如官方决策者、社会群体、大众媒体等）中哪些变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三,对公共政策制定起决定性作用的群体、组织或个人,他们的政策偏好在政策选择中所依据的标准和条件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转型期的中国政策过程模式的解释。     

政府注意力差异化配置对公共政策样态的塑造——以中国生育政策为例

从政府注意力配置焦点与公共政策演进特征的匹配关系出发,识别出政府注意力在持续、转移、波动、加持作用下,政策过程呈现四种样态——政策平衡、断续、碎片、迭代。同时,以中国生育政策为例,对政府注意力与中国生育政策样态的匹配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四种政策样态间的转换关系,符合由政策间断到再次均衡的螺旋式上升规律;政府注意力配置方式易于演化为一种政策问题筛选机制,从而产生“信号过滤”和“信息排斥”现象;固有的理念与相对稳定的政策架构,强化了注意力转换钝性,政策均衡得以维持恒定;政策精英在引导政府视线,促成政策样态转换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仍无法脱离倡议范畴,只能对政策形成起到间接作用。研究力图廓清政府注意力差异化配置与公共政策样态的匹配关系、政府注意力资源的动态调整对政策实践的作用机理,对理解和认识公共政策样态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具有积极意义。     

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透视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兼论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重要环节。在现实公共政策实践中,存在着常态式的政策终结和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两种情况。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对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进行分析,有助于探究非常态式政策终结的原因和克服非常态式政策终结的对策。在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实践中,应当注重与公共政策各个环节协同配合,进行科学的政策论证,推进公共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新媒体发展背景下的教育政策变迁及其多源流分析——以学前教育政策为例

我国学前教育政策资源配置调整变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新媒体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学前教育政策变迁为例，采用多源流理论探讨新媒体对学前教育政策变迁影响的逻辑。分析发现，新媒体对学前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方式主要有：在问题源流上，通过提出和解释关键指标、强化焦点事件的影响以及促进问题反馈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过程；在政策源流上，通过促进形成政策原汤，促进官方与非官方的对话等方式影响议程；在政治源流上，主要有激发国民情绪、表明政府态度及理念等方式。三种源流耦合、交互作用，并在特定政策之窗打开时，共同促成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     

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型:以东亚经济发展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型是公共政策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政策范式及其转型对于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文章从经济发展政策的视角对东亚公共政策转型问题进行分析。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也要对此进行回应,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对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也最能体现公共政策范式转型的主要特征。从东亚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型的过程看,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转变为更加倚重市场的力量和市场机制,政策权威从政府分散到社会;在政策理念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逐步占据着首要地位;从政策转型的成效上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改变了东亚初始条件差的状况,确实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但是从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型效果看,还存在着政策的前瞻性与预见性不足,政策的创新性和持续性较弱等问题。     

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发展与评述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政策企业家”已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于解释政策过程与政策变化.扮演“政策企业家”角色的个人和团体在推动议程设置、推进政策创新、促成政策变迁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在政策过程中,他们会采取多样化的行动策略来吸引公众对特定问题的关注、促成特定的政策方案出台或者“兜售”偏好的政策方案,然而这些活动要受到制度和环境的制约.政策企业家的各种行动以及对政策企业家精神的倡导可能会导致少数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控制公共决策,对民主治理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政策企业家理论对解释中国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并对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以及不同领域的政策企业家进行比较研究.     

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议程研究 ——多源流理论视角

多源流理论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有效分析工具,是揭示政策过程"黑箱"的经典模型.运用多源流理论政策框架,揭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制定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问题源流——国家、产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遇到的现实困境,催生诸多解决方案形成了来自政府官员、高校管理者、技术需求方和创新研发个体的政策源流.二者互动的同时,变化的政治源流——党和国家的关注、公共舆论的压力——与二者共同作用.最终在关键节点,党中央明确提出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开启了政策之窗,实现了政策落地.应该围绕各源流及政策之窗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我国普惠性幼儿园政策议程研究

多源流理论自引入我国以来被广泛用于多种领域的政策研究。以多源流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对我国普惠性幼儿园政策进行剖析,发现政策议程的设置源于三重动力：问题源流来自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占比偏低、家长群体对普惠园需求旺盛、普惠性民办园教育质量堪忧,是开启议程的源头;政策源流来自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政府部门在“政策原汤”中的决策,是组成议程的核心;政治源流来自兑现幼有所育和人民美好生活承诺的执政理念及国民情绪,是推动议程的关键。建议紧扣问题源流,及时跟进解决普惠园问题;驱动政策源流,吸纳学前教育利益共同体;回归政治源流,切实把握普惠园舆情方向。基于多源流理论探索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的嬗变过程和内在逻辑,或可为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研究与公共政策理论提供借鉴和启发。     

政策企业家与公共政策创新解析

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新管理”.在深入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顺应放权社会、创新管理的要求蓬勃兴起.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过程中通过宣传观念、界定和重构问题、设立政策议程和政策评估影响公共政策的变迁和创新.虽然政策企业家可能存在风险性和少数人控制公共政策等弊端,但是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政策企业家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发挥政策创新的积极作用.总之,政府职能转变下研究政策企业家的政策创新有深远的意义.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问题探解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环节上，仍存在诸如政策规避等许多问题。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缺陷和利益倾向、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是导致政策规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推进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健全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     

意识形态对公共政策变迁作用的探讨——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策演变过程的反思

公共政策变迁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系统过程,这一过程会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是公共政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甚至可能主导政策变迁的全过程。在此主要是基于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策演变过程的宏观反思和探讨,着重分析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公共政策变迁机制的影响,从而试图为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关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探析

政策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对于当今世界尤其是已经“入世”的中国的公共管理的发展,起着越来越明显的推动作用。从而,公共政策也正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和社会链接的纽带,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了解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含义、运行机制、政治政策、经济政策以及科教文化政策等,可以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科教文化各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信息流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重塑

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流正打破传统公共政策流程的封闭边界,政策共同体与政策垄断的稳定结构在信息时代逐渐趋于解构。在信息流与政策流的对流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正扩展为全方位议程设置:政府部门议程、网络议程和媒体议程构成三元互动的政策议程体系。基于网络的信息流通过外压路径与探测路径驱动着网络议题向政策议题演变并促成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的耦合,无数公民个体借助信息流通过电子政务平台将利益诉求嵌入于公共政策议程。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政策议程解析

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对《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制定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得出：多组客观数据指标所表征的教师思想素质、能力素养、资源配置、地位待遇等问题,在师德失范焦点事件的伴奏以及相关政策反馈信息的推动下迅速形成问题流;政府部门人员倡议、相关政策措施、专家学者利益共同体的回应汇聚成为政策流;强烈的国民情绪以及党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执政意识与理念构成政治流。三源流不断嵌套、互动、积累,在“耦合”之时,开启政策之窗,促成《强师计划》政策议程的确立。     

我国青年政策优化的价值基点与路径选择

随着人本理念在当代政府治理中的丰富与发展,现阶段我国各类公共政策改革与创新的价值基点逐步转向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本文认为,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理应成为我国公共政策的重要子系统——青年政策改革的元规则。遵循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理念,是青年政策提升绩效、优化过程的重要途径,这必须首先着眼于青年政策规划环节的关键要素,推动政策的目标设定层面、方案选择层面、主体支持层面的全景式改革。     

政策过程有效性缺失的体制症结探析

从体制的视角分析，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通过影响政策方案的合法性、政府的执行力、政策评估的合理性、政策监控的有效性和政策终结的及时性而成为整个政策过程有效性的体制症结。中国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因此，规范党政关系，实现政治与行政的相对独立成为提高政策过程有效性的关键。为此，应从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等方面寻找对策。     

政策科学的起源与政策研究的意义

当代西方政治科学领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政策科学或政策研究的出现。本世纪50年代初开始,美国政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政府的公共政策过程,考察政府公共政策的制订、实施和评价及政策机制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到了70年代,这种新的研究途径最终导致独立的政策科学的形成。现在,政策科学被公认为政治学及行政学中的一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