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 与合作治理概念及其关系辨析

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等新型公共治理范式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考察协商、协作、协同与合作的基本含义,利用内涵、外延、内容以及特征等四个维度对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进行概念辨析,最后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与治理机制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智库全球治理能力：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

本文提出一个“智库全球治理能力”分析框架,并对中、美、英三国智库的全球治理实践进行比较分析。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智库与国家各自作为施动者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智库以及其他国家行为体进行互动,从而形成全球治理的结构。这一全球治理结构即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形成共有观念,建构了全球治理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并影响其行为,进而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智库一方面生产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全方位的舆论传播和跨国网络的建构,推动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共有观念的形成。“智库全球治理能力”具体分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供给、舆论影响力传播、跨国智库网络建构三个维度。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软法视阈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建构

软法研究的勃兴在于国家与社会之于公共治理学说的理论共识以及公共治理现实的实践探索。作为国家治理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与软法不仅在概念层面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而且在现实层面发生了有效互动：软法的灵活易变性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动态复杂性相协调、软法的整合功能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合作特性相契合、软法的认同性约束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互动协商相配合。这对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表现在健全规则供给机制、创新信息沟通机制、构建主体协同机制、建立协商对话机制、完善实施保障机制等方面。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公共治理范式创新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机遇,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红利,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重要动力和新引擎。检视我国新型城镇化历史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有效的公共治理范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机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多元的治理方式以及实现路径的创新,这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从一元治理到三元治理：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

西方企业宏观治理是超脱于企业内部权力架构的一种治理形式,是在企业之外的治理模式.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的演进遵循了库恩关于"范式"更替的科学逻辑,历经了三次转型,分别为范式缺失到"市场一元论"或"国家一元论"范式的确立,从市场或国家的一元论范式到国家一市场的二元范式的转变,再到国家一市场的二元范式向社会-国家-市场的三元范式的演进.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解释了企业治理宏观演进的历史必然,意味着西方企业宏观治理研究不断走向成熟.     

媒介化治理:理论逻辑、过程性建构与问题治理取向

中国高风险社会的传播生态与发展逻辑给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不仅凸显了媒介逻辑，更结构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的系统维度；另一方面，媒介化治理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核的一种有益补充。媒介化治理的前提需要承认治理“问题”是一种动态性过程。而媒介化治理对过程性的强调，既体现在其深入事件内部的整个历时性过程，还体现在其注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抽取出其中系统的情绪传播、风险传播主线，更凸显以情景和场景的视角对事件中问题进行治理。这恰是媒介化治理以问题为主线、以问题治理为目标指引的建构。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政府治理

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是当今学术界的两个重要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式,从内涵界定上看,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可以减少公共行政成本、加大公民和政府的互动力度、培养官民的互相信任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良好的政府治理有利于社会资本进一步发展。良好的政府治理,体现着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合作及公共权力的共享,催生合作、信任、规范等理念。从软实力的角度来审视社会资本,政府在社会资本建构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整合社会资本,着力培育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转变公共行政理念,改革公共服务方式,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制度和法制建设为契机,构建法治型政府;打造诚信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以及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培育公民品德来培育公共精神。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敏捷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

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是对以往探索式、回应式、集中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敏捷治理嵌入人工智能治理当中,其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这四大核心要素上有新的内涵特征。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概念的生成既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又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增进人民福祉和走出人工智能治理困境的需要。与此同时,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政府多重资源的投入、多方实践经验的奠基使得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成为可能。为应对时代挑战、迈向人工智能的敏捷治理,我们需应对传统官僚主义思想,树立敏捷治理理念;合理把握治理节奏,确保治理工具使用张弛有度;健全敏捷治理的制度体系,为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保驾护航。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

多中心理论源起经济领域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之后在政治行政领域获得进一步发展,并趋向成熟。现代治理理论伴随着政治和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上逐渐关注的公共管理理论,并在我国的政府治理研究中获得了一定发展。多中心和治理理论两者随着时代需求逐渐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府公共管理范式。     

国家治理范式下的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角治理结构范式下,政府权力应当逐渐向市场权力、社会权力让渡,明确市场决定机制、协商民主范式以及社会自治体系等改革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要摆脱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性,遵循第一轮改革的进化理性思路,形成制度软化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等"摸石过河"的作用机制。同时,应善用法治思维,确保制度改革的方向性与系统性。     

公共治理指标的测量 --关于治理指标的一项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治理的现象及概念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国际组织以及主权国家的关注,相关的讨论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这场关于公共治理的论辩中,由于对公共治理的维度或要素缺乏广为认可的共识,公共治理如何测量或者公共治理的指标如何确定,是目前公共治理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本文回顾了国外公共治理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分析了目前各界归纳治理指标的主要方法与技术、主要的综合治理指标体系,以及可行能力视角的治理指标,试图为国内公共治理研究,特别是在指标界定方面做出贡献。     

论刑事诉讼的公共治理

刑事诉讼的程序与结果之间的非对称性、刑事诉讼程序失灵以及刑事诉讼的公共产品属性是公共治理理论进入刑事诉讼的必要前提。刑事诉讼的公共治理表现出协调性、开放性、合目的性之治理价值取向。刑事诉讼公共治理范畴包括刑事司法权的配置、刑事司法组织的优化、刑事司法参与人的权益最大化以及刑事司法程序的安定性与救济性合一等四个方面,其治理方式包括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和程序政策。     

国家治理概念辨析

国家治理概念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而备受关注,但是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中,存在着西方化和传统化两种倾向。从中西方治理的不同起源与定义、从传统与现代治理的差异、从管理到治理的重大转变等三个方面,可以深层次认识我国国家治理的内涵,明晰其与西方治理、传统治理、现代管理的扬弃关系以及其在治理的道与术上实现了党的领导和制度化的辩证统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治理视阈中的公共性

在治理的视阈中,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都蕴涵着一定的公共性,公共性具有特定的语境和含义.公共性是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合作的基础及联系的纽带.同时,公共性的价值目标在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的治理中得以实现.治理的公共性以公共利益为起点,以公共领域为场域,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治理的特定活动中,公共性产生于公共领域,同时,公共领域为公共性的实现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由此,公共性表现为系统共生、协同共治和持续共享的特质,实现善治.     

国家治理在中国的登场及其方法论价值

治理意味着共同目标的建构。治理理论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应用和发展,不仅表现为学术角度的语源学考察、官僚制的历史主义考察和秩序价值的探讨,而且表现为以回应和民营化为手段、旨在提升公共参与水平和政府绩效的政府再造实践。在国家治理正式登场前,当代中国各地兴起了各种地方治理创新实践,但非制度化的动力机制使其往往难以为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正式登场,其方法论价值主要表现在运作环境、目标体系、作用领域、推进策略和技术平台等方面;作为方法论的国家治理的限度体现在将治理局限于治理技术和治理机制层面,局限于作为激活既有制度体系的发展空间的运作手段层面,局限于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层面。要突破把治理当作一种权宜之计,而将其视为技术、手段、目标和战略思想的综合,注重从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入手,就有可能实现治理优化制度、治理发展制度、治理成功制度的中国式发展目标。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内涵、特性与限度辨析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我国区域实践和环境政策中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通过对其内涵、特性与限度的辨析，将有利于厘清问题实质、推动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相关概念之间既有关联性，也各有区别，根源在于作为本源的“治理”概念本身具有丰富性和多意性。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具有开放性与动态性、非线性与演化性、复杂性与适应性、周期性与迭代性等特点，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是其内在要求。总体而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虽是应对环境“治理失灵”问题的适宜模式，但其有效性具有边界和限度，不能无限扩大。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