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定位、困境与发展

农村党组织是基层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核心、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因受到人才、资源、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陷入发展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全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找准功能定位,建立内育外引的人才制度,以“促民富”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兴文化”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谋创新”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地方实践——以贵州厕所革命为中心的讨论

人居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厕所革命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基础，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调研发现，农村厕所革命开展以来，贵州改厕数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住环境与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这些成功经验与完善顶层设计、强化组织领导、多方筹集资金、加强监督指导的做法密不可分。调研显示，进一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仍存在资金筹措压力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技术模式科学性欠缺、区域内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进而提出：应在“多渠道”“多方位”“多途径”“多方式”对策的观照下深化与完善贵州农村厕所革命，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贵州样板”。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已摆脱了绝对贫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数字乡村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全要素生成率提升,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政策体系引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深刻把握乡村振兴与数字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在乡村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建共享新格局,是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论新时代乡村经济民主制度建设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一系列制度保障。“乡村经济民主制度”是指农民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能够在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社会活动,共同对农村经济社会进行管理,使农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和满足的制度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在于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农村主要矛盾的变化,核心在于推进经济民主制度建设。可以说,乡村经济民主制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通向农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代表农业农村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要不断加强和完善乡村经济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内在机理、衔接机制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落实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在理论层面,数字乡村建设以数据要素赋能推动农村数字化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以平台化经济组织形式推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以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推动农村上层建筑调整,正在深刻改变着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在实践层面,为高质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应当加快完善数字乡村建设...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战略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未来“三农”工作的核心和主线。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铁律、深化城乡发展规律、破解城乡二元格局的必然选择。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独特的内在机理,生态文明、四化协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庞大的农村人口和独特的二元体制等基础,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原则和核心路径。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原则是生态立本、文化传承、创新驱动、改革引领、系统思维,核心路径是实施城镇化协同推进战略、乡村土地改革和乡村治理改革战略以及乡村教育振兴、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战略六位一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适合我国农村发展规律的政策—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乡村发展短板,较不发达的西藏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仍然十分严峻,需要更进一步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定义和路径选择出发,对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进行研究,对西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具有一系列的重要意义。     

新时代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基本理路

农村生态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在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目标要求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进一步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基础设施保障。通过构建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推送生态建设数字教育资源、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建设智慧绿色乡村等举措,进一步培育村民生态脱贫与生态致富的思想意识,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使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融合,协同推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海南乡村旅游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本文阐述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海南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情况,分析其问题与不足之处,同时提出社会工作介入海南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以行之有效地促进海南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承继全面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正值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要实施关头应运而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程度的不断加深,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促进法》既要严格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还要符合“三治融合”,保证有效实现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虽然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乡村正义与治理秩序等多元价值,但是,其在实现与推进过程中仍需要关切不断出现的“三农”问题,并以立法体系、执法监督、纠纷解决和人才培养等多元手段应对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全力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离不开有效的基层治理,只有坚持建立健全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才能以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测度和评价乡村治理的绩效成为重要理论问题。依托中央有关乡村振兴的若干重要文件精神,从定量角度出发,引入管理学中“绩效”的概念,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乡村治理的定量绩效评价体系,为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估提供支撑。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成就、问题与提升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效,主要表现在产业数字化、民生数字化及治理数字化等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以下主要困境：技术性与乡村性不适配、乡村数字人才缺乏以及乡村建设资金短缺。要加强和完善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数字化基金,以促进乡村振兴活力。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系列文件要求,从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需求出发,梳理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探索法治乡村建设的制度逻辑,有利于推动构建法治乡村建设实现机制,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和公共法律服务向乡村覆盖,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党建与文明实践的同频共振——广东省博罗县的实践与启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基层党建与文明实践紧密结合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动力。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证。文明实践中心只有在各级党组织的引领下，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潮，才能开创基层文明实践的新局面。广东省博罗县积极探索基层党建与文明实践的同频共振，以夯实乡村产业为根基，以文化振兴为引领，以乡村善治为保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迪。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乡村振兴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昭示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从评估结果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东南沿海城市治理能力明显优于西北等内陆省份；从实施现状看，地方政府治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整体较弱，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显不足。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我国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应当以建立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秩序为终极目标，构建精神文明、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将流动人口这一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理的重点和核心，精细实施乡村分级分类管理，并通过“三治融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