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

“边疆”的本质属性涉及人口及其密度,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从“边疆”的人类社会属性上讲,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则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2×2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     

历代边疆屯垦治策对边缘空间的突破与演进

边缘是空间研究中的重要具象概念，以中国边疆屯戍史所呈现的“点型空间”嵌入路径与斯科特的“佐米亚”山地文明观构建的远离国家中心的“游离型”边缘空间进行对照辨识，可以从建构方式和内容结构两方面突破“佐米亚”边缘空间的“游离”性界定，形成对边缘空间中“点型嵌入”模式演进认识，并据此深入探索空间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样态，理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边疆人类学概述

人类学家关于边疆和边界的研究包括将内涵和认同层面存在差异的各个世界分离和联系起来的文化边疆,标示出地理空间的边疆以及形塑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community）成员资格的边疆。这些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常常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边疆人类学。目前,社会科学已经逐步将对边疆关注的焦点聚集到其关系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不再将其视为政治边缘,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也是人类学长期坚持的一种探索路径。     

新时代“治疆方略”的基本内涵及路径选择

边疆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为边疆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目标要求。新时代“治疆方略”是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确立的,新时代“治疆方略”是对传统治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必须把国家疆域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各民族团结奋斗和国家意志的凝聚力结合起来,把边疆治理同正在推进的兴边富民行动结合起来,把边疆治理成效同边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结合起来。应当准确把握新时代“治疆方略”的基本含义,正视边民和家庭是守疆护边“永不消失的哨兵”,城镇戍边是边疆治理的引领者和主力军,文化戍边是新时代“治疆方略”的新样态。实施新时代“治疆方略”的主要路径是：扎实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夯实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社会基础,继续实施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着力抓好边疆地区风险治理制度建设,精心打造边疆地区周边的命运共同体。     

军台台费与清代边疆经营

军台系统在清代西北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台台费问题直接反映出军台系统的运转情形，并为动态观察清代边疆治理成本，讨论清代边疆治理效能问题，进而探讨清代大一统国家的边疆经营模式提供了观察窗口。本文以军台台费问题为着眼点，重点讨论了台费在军台运转中的重要作用、军台台费在“养赡蒙古”等清代边疆治理举措中所发挥的实效，进而考订了台费名目正式出现的时间、台费名目的丰富内涵以及台费征缴标准的来源问题，揭示出清代“经济务实”的边疆经营策略与大一统国家建设中“宏观灵活”的治理逻辑。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边疆治理的思考

我国大陆地区数万公里的陆地边疆的治理绕不开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建制及民族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混用,再到“民族自治”,最后确定“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然而,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自治权利”有哪些内容,该如何行使等。尽管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已确定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边疆治理必须在此框架上开展。我国各边疆地区存在种种差异、发展不平衡,但边疆治理需要统一,应避免差别。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利”的实现不能简化为“机关民族化”及“党员民族化”,毕竟汉族与少数民族是相互依存的。边疆治理需积极地、变通地发展经济,缩小甚至消除差距,化边区为内地,边疆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研究

通过发展边疆教育构建以“大国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国时期化解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的一项国策。边疆教育认知的不断深化、边疆教育国策的制定和边疆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勃兴，渊源于民国时期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双向互动。从知识分子群体层面来看，边疆教育认知涉及边疆教育概念、边疆教育与边疆治理的关系、边疆教育与边疆民族关系、边疆教育的具体实践等问题，切实影响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实施及对其社会实效的评判。探究知识分子群体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既可清晰窥探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历史轨迹，亦可考察近代中国国家意识视域下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疆形态”及其学术价值，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经验总结和理论构想。     

美国“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对我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启动的同时，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具有针对性地策划了“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的成立，试图依托自身的生物霸权与技术优势以对冲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拓展。伴随着“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的持续扩张，各类生物组织与病毒实验室林立于我国西部周边，不仅加剧了边疆地区面临的生化安全风险，同时也会在政治渗透中日益毒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互信基础。然而，目前国内的生物安全研究过于内向聚焦，缺乏“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全球安全意识，即使是我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没有认识到沿线国家对于生物安全治理需求的迫切性。对此，本文着眼于美国“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的组织建设进程，研析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渗透与扩张能力，由此透析我国西部边疆以及“一带一路”可能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与政治冲击，从而弥补目前国内的研究空白。     

“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唐太宗北疆经略的创新性尝试

以往学界对“天可汗”称号的探讨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多聚焦于其实际功能，而对燕然都护府则少有专门性研究。从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角看，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是草原部落认同其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而设置燕然都护府则是唐太宗为谋求超越传统以获得“上策”评价在北疆经略中的创新性尝试。善于总结前代经验以制订边疆治策是唐太宗边疆经略的习惯做法，燕然都护府的命名、对突厥降众的安置以及积极经略东北边疆等，都体现着前代经略对唐太宗边疆治理的影响。多民族国家就是在这种前赴后继地继承与发扬前代治理实践经验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     

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响因素及应对之策——基于安全的视角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之一。综合分析国际干扰和地缘政治的外因搅动、半径发展制约下的内边失衡、远离国家的边地实在社会、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滋长、极端思想与宗教渗透造成的认知迷离等要素,有助于认知和把握边疆民族地区安全议题。而治理跟进则要基于"外部冲击""发展差异""治理能力""社会风险""国家认同"五个维度,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缓和外部冲击、缩小发展差异、提升治理能力、有效防控风险、强化国家认同。     

中国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三维探讨

从基本理念、方针政策和实践启示的三维视角,总结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可为21世纪西南边疆治理提供有益借鉴。边疆和疆域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词概念,中国边疆与中国观念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中国疆域形成和定型有其自身的规律。西南边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疆域范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历代王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活动,但历代王朝的“边政”少有主动介入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在西南边疆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边疆治理的共识。清末边疆治理能力衰弱致使部分主权领土丧失,边疆社会和谐稳定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大一统秩序构建有利于中华民族认同,西南边疆治理经验构成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固边治边：近代边疆危机中的铁路功能

边疆研究是考察近代中国由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领域,而近代铁路因其与边疆危机的关系紧密正逐步成为边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19世纪后40年,中国的边疆危机愈演愈烈。清廷按照“由腹达边”的原则修筑了一批国防铁路干线,以期支援边防、拱卫中央,通过军事固边使边疆成为维护内地安全的屏障。进入民国后,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现代边政学的兴起,国人意识到开发治理边疆、促进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是缓解边疆危机、巩固国家统一的长远之计和根本途径,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筑路实践。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代国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时对铁路的认识变化及实践,厘清铁路在近代边疆危机中的功能演进。     

我国边疆教育的早期近代化转型——晚清蒙藏回教育之策的朝野认知与各方互动

随着列强侵略中国边疆领土和谋取中国边疆教育权危机加重，中国边疆传统教育落后与以教育统合国民的民族国家建设需求矛盾日渐突出，晚清朝野士绅发出了“蒙藏回教育，急宜筹备”的疾呼，提出了“兴学为办理边务第一要务”和以“同化主义”为“蒙藏回行政方针”、以“语文统一”为“蒙藏回教育行政方针”的主张，并从边地兴学与内地兴学主旨差异角度探索了蒙藏回教育发展的路径、次第与方法，为以蒙藏回为主的边疆教育由传统寺院经堂教育向以汉语文和科技知识为主的早期近代学堂教育转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决策基础。晚清以蒙藏回为主的边疆早期近代化学堂教育起步，既得益于学部与理藩部的重视和统筹推进，更得到边地督抚大臣的高度关注与强力推动，中央和地方之间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共同推动边地学务发展的格局，旨在达成合满汉蒙回藏苗夷为一体、以汉语文和汉文明沟通融合蒙藏回诸民族言文思想的民族国家建设目标。这一转型起步，尽管在各边地的进展与成效并非整齐划一，但却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实践意义和思想启迪。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叙事向度：谷苞先生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的主要内涵与重要贡献

谷苞先生基于传统边疆“文化主体性”叙事中轻视边疆人文贡献、单线叙事遭遇挑战以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区域观”等理论基础,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其内在涵括农业区和游牧区的互补共生、农耕与游牧均依托土地辛勤劳作以及两大区域均秉持“大一统”理念等内容。该思想既有别于传统的边疆观,也跳脱出西方“共同领域”内在逻辑,为赋能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谷苞先生从中华民族多元主体交融互动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理论,对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构建视域下的边疆地区政治整合

国家构建是现代国家走上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边疆的客观存在与具体状态的呈现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构建的效果。为了将边疆地区更好地纳入国家管理的序列当中,使其形成最为基本的国家认同,达成基础的政治共识,需要运用政治整合的手段来进行推动与转化。这种政治整合行为需要权威的政府或政党进行主导,并且通过合理有效的路径达成政治整合的目标。边疆对于现代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于内部而言,它是国家稳定与安全的节拍器,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外部而言,它是国际间交往的门户,是区域安全与发展的桥头堡。在国家构建的整体视域下,通过合理的路径针对边疆地区进行政治整合是强化政治共同体意识的需要,是维护边疆稳定乃至区域安全的需要,是促进边疆发展乃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对“异质性”较强的边疆地区的整合,从而形成基本的国家认同,达成基础的政治共识,接受有序的政治安排。这就要求政治主体克服边疆地区固有的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之“分化”趋向,现实距离与情感距离之“疏远”态势,达成资源禀赋与多元一体之“整合”目标。     

媒介视域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媒介在西南边疆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道路、书刊以及流动电影等媒介推动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从“自在”“自觉”“自为”到“自强”的进程，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成为形塑国家认同中无法忽视的力量，互联网中的共享性空间、共享性实践、共享性资源、共享性支持、共享性身份为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为此，可以从仪式、集体记忆、关系、生计等进路来探讨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强化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