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都引起商品价格上涨;相对于劳动力成本而言,原材料成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长期更显著;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短期内存在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但实际价格上涨幅度并不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部分甚至全部弥补绝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从而缩减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商品价格的推动作用.相应政策建议是:优化生产要素投入,促进技术进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PPI带来的上行压力.     

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与投资区位选择——基于中越全球竞争力的比较

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已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和投资吸引力弱化,但中国依然存在生产效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消费潜力与市场规模巨大等综合优势。基于中国和越南国家全球竞争力相关指标对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虽然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成本上升是必然趋势,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鉴于国别之间市场容量的考虑,产业的跨国转移不会大规模出现,中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仍会保持优势地位。对企业而言,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所形成的市场倒逼机制积极转型,将会实现劳资双赢的局面,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尽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替代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机械难以替代劳动力的地区和作物,其负面影响更大。本文基于1993-2015年中国2463个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为了刻画要素替代,特别是机械替代劳动力的作用,本文探究不同坡度和不同作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耕地中坡耕地比例高的地区,机械更难替代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生产中机械更难替代劳动力,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导致种植结构的趋粮化,考虑到经济作物相对高效,这会导致总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外资进入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途径:提高工资率抑或延长工作时间

区分外资进入通过工资率途径与工作时间途径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外资进入的福利含义和加强工时监管的实际效果。基于企业固定雇用成本视角阐释了外资进入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内在机制，并采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检验了外资进入通过前述两种途径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提升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且对工资率与工作时间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增加年工作月数以延长工作时间是外资进入促进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这与外资进入主要通过提高工资率促进城镇劳动力收入增长形成了对比。异质性分析发现，受外资进入影响，雇用型就业、无劳动保障、单位规模小、流动性强、就业保护弱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可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升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推动农村劳动力将土地转包出去，并从事本地雇用型工作、非农业生产经营性活动或长期在外务工。因此，应坚持将引进外资作为我国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持续推动降低企业固定雇用成本，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实现稳定非农就业和收入增长。     

劳动力成本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成本具有二重性,对企业而言是成本,对劳动者而言则是收入;它既是成本支出,又是激励手段。劳动力成本是积极成本,不可与其他物质要素成本等量齐观。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激励效应显著且存在区间性,劳动力成本对劳动生产率是"激励不足",还是"过度激励",抑或"合理激励",取决于劳动力成本所处的区间。1999—2007年间,我国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显著正相关,其激励功能处于加速阶段。现阶段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高收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实现较低的相对劳动成本,在保持劳动成本优势的同时,扭转国民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趋势。     

国际贸易与多产品企业行为、绩效研究

多产品企业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产出额和贸易额,产品范围和产品组合决策关系到企业内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总体生产率。系统梳理和评述了多产品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文献、多产品企业国际贸易行为与绩效典型事实的经验研究文献和国际贸易影响多产品企业行为与绩效的经验文献。研究认为,多产品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由跨国企业具体化模型演变为基于Melitz异质性企业理论的一般化模型,此后从研发投入、管理效率、劳动力技能等企业异质性和可变成本加成、质量差异等产品异质性维度进行了拓展和深化。研究还认为,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静态分布偏向于出口额高的产品,出口产品动态转换频繁且贡献绝大部分出口额;进口（出口）贸易自由化、进口产品转换、出口目的地竞争程度、出口状态和汇率等国际贸易相关因素显著影响多产品企业行为和绩效。     

绩效工资的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综述

绩效工资是薪酬系统中与绩效直接挂钩的部分,综合国内外研究观点,绩效工资是一种对组织效率既存在提升潜力又存在破坏风险的工资形式。影响绩效工资的因素包括组织环境、员工特征、工作特征和工资政策及管理,有效的绩效工资计划应该是与组织情境契合的。绩效工资具有激励和选择两种效应,不同组织情境下员工对绩效工资的感知不同,由此绩效工资所产生的激励和选择效应也是有差别的。     

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是企业竞争力的必然,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总的趋势,不可避免。劳动力成本上升给国内企业带来竞争压力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寻求新的竞争优势。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在短期内还是应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否则所带来的冲击会影响到所带来的机遇。     

工资结构视角下高校绩效工资公平性问题探析

随着高校绩效工资的实施,绩效工资公平性问题必然会显现出来。从工资结构角度分析,高校绩效工资的公平性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三个层面中引发不公平性问题的因素是高校工资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价格之间的对比、复杂的高校人员结构的划分、高校绩效工资等级间差距和等级内差别的划分,分析并探讨对绩效工资公平性产生影响的因素,是解决公平性问题的关键。     

劳动保护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劳动合同法》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0—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将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强了劳动保护,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劳动保护加强使得工资率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且劳动保护加强主要通过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劳动报酬,进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工资上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性及门槛效应研究

工资上涨主要通过要素替代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人力资本投入效应、效率工资效应及创造性破坏效应等机制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但工资上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门槛效应",过低的工资水平不利于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反而使其陷入低工资低生产率陷阱。经借助GMM及非线性内生门槛检验方法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高工资高劳动生产率的结论适用于中国,不同时间段的比较得出近年来工资上涨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内生门槛回归得出中国工资劳动生产率的门槛值为年均12693.05元,目前工资越过该门槛值的仅有上海、北京等8个省份,进一步比较分析得出该8个省份的工资上涨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显著高于未跨过门槛值的省份。     

北方边远地区中小物流企业可行性经营方略分析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遇到的市场物流需求锐减、融资困难、燃油价格与人工费上涨导致成本加大等外界因素,针对北方边远地区中小物流企业普遍存在的规模小、功能单一、设备陈旧、科技含量低、机构臃肿、企业信用差、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提出了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的方法。主要是：抓住机遇,进行企业重组和业务流程再造;树立服务理念,开展创新服务;加强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提高物流运作效率;提高企业科技素质,发挥科技对物流活动的支撑作用;加强客户管理,提升市场竞争力;实行物流系统一体化管理,发挥整体效能;实现全面质量管理,努力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实行物流全过程的总成本控制,保证企业经营效益。     

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倒逼我国出口企业创新。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我国高市场化程度地区、非国有及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更为强烈。进一步从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及政府补贴效应三个渠道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劳动力成本和政府补贴强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的创新作用,而融资约束阻碍了这种影响。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融资行为和资本结构带来结构性影响。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阻碍企业资本结构向目标值收敛;在控制区域发展水平、经济增速、省份和企业异质性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债务增减而非权益变更的渠道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其中,高于资本结构目标的企业比低于资本结构目标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样本划分为高中低三组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高组的影响更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虽增加了企业的资本调整成本,但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和优化资本富余企业的资本结构。因而,短期内经济政策调整可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优化,但长远来看,资本市场化仍是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主要方式。     

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归结为"成本效应"及"投资效应"两种影响机制，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房产性投资行为、房产性投资的深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房价和创新产出的关系。基于提出的理论观点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至少是通过"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两条渠道实现的；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成本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投资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未能证实房产性投资会挤压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意义：应当重视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创新人才的稀缺性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屋价格上涨，会导致创新人才的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这势必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质量；A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并未挤压技术创新投入，但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效率。在政策上，应当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考察指标，促进骨干型企业重视其创新效率的提升。     

多维视角下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重庆市工业企业为例

在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重庆市企业研发投入效率的基础上,基于多维视角进一步考察研发效率、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企业研发效率的下降主要受到技术变化率的影响;企业研发人力投入强度、资金投入规模均对重庆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在重庆企业研发投入结构中,企业资金、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及试验发展对当期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重庆企业研发效率对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研发投入规模与企业绩效、企业资金与企业绩效、吸收经费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均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对试验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重庆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效应.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培育机构投资者是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重点,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基于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了雇佣冗余,缓解了雇佣不足和解雇过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机构投资者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密集度则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因而,吸引优质机构投资者、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加强市场化建设是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