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里·斯奈德选译的寒山诗看意识形态与诗学对翻译的操纵

加里·斯奈德在立足于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的基础上,从三百多首寒山诗中精心挑选了二十四首,并用引人入胜的词汇进行了创造性地翻译,从而使寒山诗成为美国翻译文学之经典。     

论郭沫若的歌德作品翻译

郭沫若对歌德的批评有多次的变化,考察郭沫若笔下歌德的四重形象,对歌德和郭沫若的认知是大有裨益的。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24首诗歌及诗片段,这些译诗成功的极少,但是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至今犹为一些读者喜爱。这部作品的翻译,表现出郭沫若独特的翻译风格,也是现代白话的翻译经典。     

胡适与郭沫若译诗比较研究——以《鲁拜集》中两首诗的汉译为例

胡适译<鲁拜集>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四版第七首与第九十五首,曾引起许多同时代人的关注,并将之与郭沫若的译文进行过对比.探索胡适与郭沫若译文间的差异,进而探讨胡适与郭沫若译诗的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现代翻译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翻译问题和论争问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诗的形式与诗歌翻译

我所谓诗的形式指的是诗的外部形态,诗的表现手法,也即构诗法。毫无疑问,世界上各民族的构诗法是千差万别的。一个独具匠心的诗人往往不光努力追求美丽而奇特的诗歌意境,而且还努力追求独创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新的构诗法。中外文学史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把诗歌当作一种艺术来看的话,那么,诗歌的艺术之美无外乎两个方面:即诗歌的意蕴之美和形式之美。如果诗歌翻译是对艺术的再现,它听追求的也无外乎这两个方面。由于诗歌翻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艺术工程,又由于没有一种现存的诗歌形式来代替(完全等同于)原诗中的那个形式,因此,在诗歌翻译中诗的形式与整个一首诗的翻译便发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无法回避的。诗的形式在诗歌翻译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是否是至高无上的?抑或是可随意改变的?下面就诗的形式问题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供大家参考。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诗人灵府 时代风貌——刘永济先生《云巢诗存》序

《云巢诗存》一卷,先师刘水济弘度先生手定其诗之一部也。起自一九三九年,已卯,春;止于一九六二年,壬寅,秋。凡二十三年。所历重要时期有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此二十三年中,神州大地所发生之变化,诚可谓地覆天翻。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实非以往数千年中任何时期之变革所能比。先生诗,于其所经历之种种变故,从许多不同侧面,写其心灵深处之感受。歌哭笑啼,声发楮墨。读之,如亲其人,如履其境。《诗存》共收诗一百五十五首。此次付梓,删去四言诗五首,五言古诗一首,先生遗意也。计存五古十四首,七古十一首,五绝三首,七绝七十七首,五律十九首,七律二十五首。亦可谓无体不备矣。诗之大家,     

论预备规范对斯奈德选择寒山诗的影响

借鉴吉恩·图里的预备规范理论,本文研究了斯奈德选译24首寒山诗之原因。研究发现,译者对文本的选择深受当时时代条件和社会文化需求的影响,顺应了当时的主流翻译规范。     

诗人灵府 时代风貌——刘永济先生《云巢诗存》序

《云巢诗存》一卷,先师刘永济弘度先生手定其诗之一部也。起自一九三九年,已卯,春;止于一九六二年,壬寅,秋。凡二十三年。所历重要时期有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此二十三年中,神州大地所发生之变化,诚可谓地覆天翻。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实非以往数千年中任何时期之变革所能比。先生诗,于其所经历之种种变故,从许多不同侧面,写其心灵深处之感受。歌哭笑啼,声发楮墨。读之,如亲其人,如履其境。《诗存》共收诗一百五十五首。此次付梓,删去四言诗五首,五言古诗一首,先生遗意也。计存五古十四首,七古十一首,五绝三首,七绝七十七首,五律十九首,七律二十五首。亦可谓无体不备矣。诗之大家,固不仅能为一体而已。     

从“诗言志”论诗歌翻译——以英国诗人豪斯曼诗歌四首汉译为例

诗歌翻译从理解"言"开始,不可得"志"而忘"言"。译诗之道在于用译入语还原原诗,力求形神兼备。"译诗民族化"能兼顾两端,使二者结合起来。因此,译者如果能正确把握原诗的"言"和"志",再辅以正确的翻译理论,应该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本文所举四首译诗就是把"正确理解诗歌的‘言’和‘志’"与"译诗民族化"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杜诗谚解》浅析

《分类杜工部诗谚解》(简称《杜诗谚解》)凡二十五卷一四六七首(包括他入诗作十六首),是朝鲜翻译史上的头一部译诗(汉译朝)。这部译诗集,不仅在研究朝鲜语言学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朝鲜翻译史上占据着很高的地位。研究中世纪朝鲜翻译家们提出的翻译理论,汲取他们的翻译经验,对我们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翻译事业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秋歌》三个译本的比较研究

法国诗人魏尔伦在他十八岁时,便写出了《秋歌》这首经典名作。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译者翻译了这首诗。关于《秋歌》的三个译本各有优点和不足：西蒙斯·阿瑟的英文译本稍显冗长,但在保留原诗的修辞特色方面最为出色;许渊冲的译本虽然尽量保持原诗的法文结构,却有多处违背原意的地方;灵石的译本短小精干,读起来也朗朗上口,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但由于中法文的差距,很多特色无法译出。     

从“无我”之道看《红色手推车》——兼评该诗的五译比较

从生命理想和生活价值两个角度来说,道家“无我”思想在艺术精神和审美价值方面师法自然。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红色手推车》的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这一倾向,可结合其五译本进行分析。具体从如下三方面阐述：一为原诗呈现主体隐退凸显客体的意境构造模式,译诗宜含而不露隐藏信息;二为原诗采取对比烘托意象群安排手法,译诗可相应体现为意象组合简单自然静态;三为原诗“无”技巧式韵律结构,译诗可采取长短句韵文结构予以再现。由此观之,“无我”之道对诗歌创作、鉴赏及其翻译均有较高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可开辟一条中西诗歌研究的新思路。     

析汉语古诗英译中意境

文章借用了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以及许渊冲先生对该诗的译文,通过分析译诗如何克服两个不同年代间及两种文化间存在的差异,论述了汉语诗歌特别是汉语古诗的可译性,并从意义延伸和归化两个方面来讨论,进一步提出汉诗可译性的见解。     

中国古诗英译中人称指示词的补译

中国古典诗歌中,人称指示词常常被隐匿省略;而英语诗歌中,人称指示词往往不可或缺。因此,英译中国古典诗歌时,译者往往需要补译人称指示词,从而使译文指称明确,再现原诗的主旨和意境。补译人称指示词时,译者既应考虑原诗的创作背景、情景语境和文化内涵,也应考虑译诗的情趣与意境,从而正确地补译人称,达到再现、重构原诗的主旨与意境的目的;有时,译者也可以用恰当的人称指示词来隐替原诗中反复出现、或者不太重要的人名地名、历史典故或者含有特定文化内涵的专有名词,从而使译诗文字简洁、意义集中。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白乐府诗《长干行》中评价资源的英汉对比分析

李白的五言古诗《长干行》是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英译中国古诗中颇负盛名的一首,被纳入美国诗歌经典系列。这首诗以女子自述的口吻,细致地抒写出女子不同阶段心理状态的变化。马丁和洛斯（Martin＆Rose）的评价理论为我们分析原诗及译诗中对评价资源的不同实现方式及其原因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从文化语境对等角度看许渊冲译《声声慢》

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与文化语境密不可分,译者要充分解读原文语境并考虑译文读者所属文化语境,对原文进行适当增益、删减或创造性改动,以便译语读者在译语文化语境下能和原文读者一样,获得美的感受。文章通过赏析许渊冲所译《声声慢》发现,为了达到原文与译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对等,译者在翻译中可以采取变通手段,只要译文与原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达到相同的审美效果,就是好译文。     

李商隐的诗境界——第9世纪巴洛克式[1]的中国诗人

刘若愚(James L.Y. Liu,1926-1986)教授是美国著名华裔中英比较诗学研究家。他的《李商隐的诗》是美国汉学界研究李商隐最重要的成果,于1969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探讨李商隐的诗在具体表达不同的境界上有多么成功,并且揭示这些是什么样的境界。译者由原版译出,原载该书第207-219页。为了中国读者阅读方便,译者加上了各节标题。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得到刘若愚教授遗著托付人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教授的支持,谨致谢忱!     

庞德《长干行》中的"解构"痕迹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庞德的翻译文集《神州集》中对李白的名诗《长干行》中所包含和体现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来说明这一译作是庞德的创造性阐释,并通过《长干行》在中外翻译界受到的评论、重视和接受程度来证明《长干行》正是关于译作是原作的再生和新生这一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最好体现。     

卞之琳诗风的形成与其诗的特质论

卞之琳的诗在继承我国古诗和借鉴西洋诗的基础上形成了独自的风格 ,他和其他诗人一起推动新诗从早期的浪漫主义 ,经过象征主义 ,到达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他对新诗艺术做出的贡献 ,是我国新诗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值得珍惜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