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脱贫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就将结束,脱贫后脱贫村的振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要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因此,刚刚摆脱贫困的脱贫村亟需从治理有效着手推动乡村振兴。但脱贫村的治理面临着内生治理能力不足、行政化扶贫力量淡出、脱贫村内部矛盾激化以及乡村振兴的多重压力和挑战,亟待优化调整。实现脱贫村的有效治理可以从构建合作治理模式、重塑困难群体合法性、建立开放的农村治理体系以及强化村民内部政治参与等多个角度推进。     

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后,中国迈入一个由消除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依旧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工作的重心,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该文在对2020年后贫困治理主要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解决相对贫困将比消除绝对贫困更为复杂,遇到问题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必须要建立包括相对贫困动态识别检测机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机制、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机制、兜底保障分类帮扶机制在内的"四维一体"长效机制,不断完备中国特色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供给。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

“干部积极干，农户站边看”的贫困群体脱贫逆化现象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的高效开展。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首先在于小农理性下受利益驱使的农户形成争当贫困户的“自愿型贫困”，造成贫困农户“不愿”脱贫；其次，贫困农户在贫困识别、资源匹配和脱贫行动选择方面因决策受限形成“边缘化治贫”，造成农户的“不能”脱贫；最后，贫困农户受贫困文化影响导致“精神贫困”，造成贫困农户的“内卷化脱贫”。因此，需要从增加贫困农户脱贫意愿和强化贫困农户内生脱贫能力两个维度来构建贫困农户的有效脱贫主体性。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脱贫成效精准:脱贫户获得感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从脱贫户获得感维度检验中国脱贫的实践效应。通过对广东省48 村1 518 已脱贫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其家庭人均年收入持续增长且比已知脱贫收入线显著偏高,产业扶贫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脱贫户基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老人数和学生子女数等客观需求,多数自觉获得了体现客观机会获得的脱贫政策福利;脱贫户拥有较高的获得感,并没因调查个体的人口特征而存在差异,其显著地与客观需求呈负相关,与客观获得呈正相关,需求既定时客观获得增加,则获得感会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新时代基于需求-获得-满足的精准扶贫逻辑具有实践效应。在客观获得确定而需求增加时,获得感会显著偏低,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因此,后脱贫时代需要继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乡村教育扶持力度,从外部基础、成人主体内在动力和代际发展潜力来保障和提升脱贫成效的持续性。     

同步小康视角下精准脱贫模式选择

中国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江西省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比其他地区更快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基于江西脱贫攻坚实现同步小康的现实基础和"十三五"江西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以及对江西省多个贫困县和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大量调研,提炼出对江西省下一阶段脱贫攻坚有影响的5大方面、10个有代表性的精准扶贫模式,并结合江西省不同贫困地区的实际,提出不同地区下一阶段精准脱贫模式选择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论中国新时代扶贫理论实践研究

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谱写了人类发展史的壮丽篇章。这一新篇章既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论述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实践成就,也包括取得的理论成果,因此加强新时代扶贫理论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阐述了中国新时代扶贫理论实践研究的指导思想、宏观背景、实践基础、重大意义、方向重点、前景展望,旨在为更深入推进中国扶贫实践、扶贫经验总结、扶贫理论发展等研究提供参考。     

电子商务与信息扶贫:互联网时代 扶贫工作的新特点

通过论述近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主流化的趋势,尤其在县域电子商务和涉农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扶贫工作所具有的新特点,即以信息扶贫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助力扶贫工作的新型扶贫方式被更多的区域和主体所采用。鉴于此,主管部门应该把信息扶贫纳入到国家扶贫工作体系中,各地应发挥好电子商务在产业引导和金融扶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还需要夯实与电子商务扶贫相关的基础设施。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