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责归责原则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思考

在环境问责的过程中设立所谓"尽职免责"条款并不能解决"环境问责异化为问责环境"的现实和理论困境。从理论上看,科学的环境问责必须是从义务到责任的归咎程序,从实践角度来看,无论是舆论关注的身份问责抑或纯粹的事实问责都不能科学地解释环境问责的责任基础。为此,由政治义务、管理义务、执行义务构成的环境义务才是科学问责的基础。同时,基于注意义务的比例性而设置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特殊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符合当前与行政管理相适应的体制需求和现行问责效果的事实需求。由此,可以相应地建立起针对政治义务的免责清单、针对管理义务的负面清单和针对执行义务的正面清单等三大责任清单共同构成的清单制度以作为相应的制度设想。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责制

公共危机具有不可避免性,而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更加剧了公共危机的发生及蔓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责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既能对失责官员产生惩处效果,又能对公共危机产生预防效果。为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责,中国应当进一步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问责客体及其职责、问责事由及其情形、责任承担种类和内容,并完善问责程序。     

读解与构建问责制度

责任是现代社会成员对社会所负担的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行为和社会成员对自己实际所为的行为承担一定后果的义务。问责制度的建立就是要让为官者意识到自身角色的特殊性,达到警醒自己、规范自己行为的目的。推进问责制度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关系到人民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存续,问责制度应当成为改善和优化政府管理的杠杆、驱动器和制衡器。从“人民主权”的呼唤、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中潜在的风险、责任政府的建立三个维度,读解问责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基础;从规范权力授予机制、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建立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问责制度,使之趋于完善,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内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恢复发展期、全面发展期的百年求索之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是宏观环境、政治变量、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从严治党的政策理念等政治变量推动着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关键节点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度的走向,路径依赖使得党内问责制度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党内问责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体系化、法治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抓住“关键少数”为指引、以全覆盖监督为途径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缩影。     

免职衍生为问责手段的误区及化解

从法律上来看,免职是一种正常的人事任免手段,不具备惩戒性;问责则要求官员对其行为作出解释以及回应,并对违反公共职责的官员实施一定的惩罚,具有一定的惩戒性。"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影响、我国现有的问责法律制度中对官员"免职"的责任定位不明确、官员问责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是免职被衍生为问责手段的主要成因。以30个案例分析指出,免职被衍生为行政问责手段将产生执法过程随意性大、"免职"官员的复出成为常态、免职被异化为庇护官员(尤其是高官)的保护伞等一系列问题。应纠正目前法律中对免职的各种模糊规定,明确免职的人事管理性质,取消"免职"作为问责官员的惩罚形式,统一规范我国官员问责的形式、内容及程序,从制度上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官员问责机制。     

论辽宁省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之构建

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是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前提,更是体现政府竞争力、决定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成败的关键因素。这就要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夯实公共服务基础;创新政府执政理念,培育公共服务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公共服务机制;强化社会公共管理,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强化公共服务保障;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增强公共服务责任。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析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其针对问责程序与问责机制的合理设计是关涉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问题。以行政问责制度为视角,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构和分析,描述、解释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各个组成要素,着重讨论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揭示了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与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关系,并探讨了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变的相关条件。针对我国各地方行政问责制度相互关联的各个核心要素,剖析各地方行政问责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从而引发各种危机。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把灾害和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偶然的,但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应该是常态的,这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重大责任。因此,弄清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在运行上存在的缺陷和运行的原则,构建合理的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法律制度分析：制度结构、弊端及其创新

近些年来,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在不同领域、地域时有发生,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础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制度也逐渐确立.但从现实需要考察,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法律制度仍不够完备,对行政应急权未给以程序制约,针对政府应急行为的问责尚存弊端.公民权利保障与救济制度也存在缺憾.因此,应从制度完善、程序制约、完善政府同责制度、加强对公民权利保障和救济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我国行政问责制十年（2003－2012）发展状况研究——从制度构建到措施实施的运行轨迹分析

从2003到2012十年间,我国行政问责经历了由制度构建到措施实施的变化过程,也经历了由主观问责到客观问责,从过错问责到制度问责的制度转变。十年间行政问责观念得到普及,问责水平显著提高,问责力度不断增强,问责主体多元化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问责机制内部治理结构松散、外部软性环境脆弱、刚性机制不强等诸多方面问题。因此,总结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状况及显著特征,学习和研究国外行政问责制度基本经验,并在汲取传统问责文化思想基础上建立健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十分必要。     

强化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

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的首部党内问责法规,在党的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利器,厚植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举措.贯彻落实问责条例,充分释放强化问责的制度优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唤醒责任意识,增强担当精神,肩负起管党治党责任,以强有力的问责督促责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基于4S分析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研究

本文通过概述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过程,分析了目前地方行政问责制中的4S现状分析,即Subject、Scope、System和Standard,进而提出了通过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明确问责范围,拓宽问责领域;健全法律体系。克制问责制度缺陷等途径来完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全面追究政府责任,监督政府职能。     

责任政府新论:价值基础与制度规范的研究

作为一种有效的协制公共权力的政府模式,现代民主政治视域下的责任政府是以多维价值关怀为逻辑起点,以运行体系为实现保障,以体制生态为必要支持的内在统一体.从价值基础而言,责任政府意味着现代政府对于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等政府责任内涵的全面承担,进而实现这种多维责任价值的行政人格化.从制度规范角度来说,从可问责政府到责任政府的构建意味着政府从承担消极责任向积极责任的定向转变与责任意识的深度内化;责任实现机制在程序上的科学设计和在体系上的有效运行;一整套良性的积极的体制系统的支持,并与我国现实行政改革相兼容.     

党内问责对象不精准的表现、成因与对策

借鉴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从个体、组织、个体与组织关系三个层面可构建问责对象不精准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从该框架来看,问责对象不精准表现为:在个体层面,以问责一般干部代替问责领导干部,以问责现任领导干部代替问责时任领导干部;在组织层面,以问责下级组织代替问责上级组织,以问责属地机关代替问责垂直管理部门;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个体问责与集体问责相互代替.党内问责对象不精准的成因包括:在个体层面,混淆执纪对象与问责对象,终身问责机制不健全;在组织层面,职责同构的政党职责体系,垂管部门滥发"责任状";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个体与集体责任划分不清晰,避责策略的消极影响.其治理对策在于:在个体层面,区分执纪对象和问责对象,健全终身问责机制;在组织层面,构建职责异构的政党职责体系,清理垂管部门发布的"责任状";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清晰划分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以集体问责和个体问责配合使用抑制避责策略.     

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是指问责的对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是实施问责的前提。立足于当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和政府责任体系的基本观点,提出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应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道德责任和说明责任六种责任类型,并构成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完整体系。     

清单式责任:一种新的问责范式

责任清单制度是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举措,是践行贯彻“法定职责必须为”目标要求的集中体现,是现代政府探索突破传统问责制体制困境而构建运转有效问责机制的制度性回应.从责任清单创设渊源、问责特点等层面入手,探讨责任清单制度施行推广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就如何健全完善责任清单制度,并以此为抓手助推政府问责制发展提出建议.     

新公共管理阶段行政问责的变化特点

从变量关系看,公共管理内涵构成了自变量,行政问责内涵构成了因变量。从新公共管理内涵的特征入手,行政问责的变化呈现三个方面特点:新公共管理在管理内涵上的变化提升了行政问责的重要性;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顾客导向”服务理念引起了行政问责的动态性的变化;新公共管理由过程问责向结果问责转变的绩效评价变化推动行政问责标准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新公共管理阶段行政问责的变化特点值得我们在构建我国行政问责体系中进行借鉴。     

从行政道德到依法问责——对于我国高官问责建制的若干思考

高官问责再度引起了公众对于行政道德的关注,它在制度上适时填补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道德抑或伦理的约束只是一种软性力量。高官问责在界域和体制维度上的建构、扩展以及纵深,根本上有利于通过法制他律最终促成行政部门的道德自律。实现问责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预期性,其关键即是从行政道德走向依法问责。     

问责制与美国高校管理

问责制度首先用于行政领域,后随民主化等推进,在美国高校管理中被广泛采用,是美国政府及社会监督高校的一项重要手段。问责制在美国高校兴起的原因是教育质量的滑坡、经费的缩减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问责制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规范,健全“明确责任—实施问责—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完善问责法规、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行为、健全问责机构,才能朝着长远、科学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