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环保责任与环保问责制度的建立

部分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根源在当地政府环保责任不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应当依法履行教育引导、规划指向、执法监督、市场服务、信息公开责任,而建立环保问责制则是强化政府环保责任的有效途径。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动因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责制度的发展:一是西方国家议会问责制度的发展,如弹劾制度、质询制度、调查制度和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等制度形式的发展;二是西方国家司法问责制度的发展,如违宪审查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赔偿制度等制度形式的发展;三是西方国家行政体系内部问责制度的发展,如行政监察制度、行政裁决制度和公务员惩戒制度等制度形式的发展。这些制度都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在历史发展中改进与丰富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内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恢复发展期、全面发展期的百年求索之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是宏观环境、政治变量、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从严治党的政策理念等政治变量推动着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关键节点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度的走向,路径依赖使得党内问责制度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党内问责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体系化、法治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抓住“关键少数”为指引、以全覆盖监督为途径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缩影。     

公民网络问责：行动逻辑与要素分析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问责政府及其官员逐渐成为常态。公民网络问责一般要历经网络曝光、广泛参与、汇聚信息、真相揭示、形成压力、产生结果等阶段。成功的公民网络问责应当具备网络问责主体积极参与、网络问责环境良好、问责信息及时公开、问责事由确凿等基本要素,但网络问责必须以传统的体制内问责作为最终保障。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论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行政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但是当前的行政问责存在着诸多问题。对此,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重构,然而,重构的前提是厘清行政问责的理论逻辑。     

乡镇工业污染与公众问责制度的缺失及重构

近年来乡镇连续发生的“血铅中毒”污染问责事件显示了基层政府在问责中的缺失状况：乡镇政府的问责主体作用没有作为,县级政府的问责启动作用基本缺失,而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主要发挥的是等级问责功能,对公众问责缺乏保障和引导。根据当前乡镇公众对污染危害问责的需要,要重点构建基层政府部门与公众问责的沟通回应制度,其中,强制性、可操作性和公众团体参与的设计,是制度具备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从而引发各种危机。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把灾害和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偶然的,但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应该是常态的,这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重大责任。因此,弄清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在运行上存在的缺陷和运行的原则,构建合理的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     

社会问责主体运行的实践逻辑与完善路径

在当下中国,作为行政问责的一种外部问责形式,社会问责在行政问责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实践功能,其主体资源主要包括民主党派资源、公民资源、社会组织资源、新闻媒体资源等,其运行逻辑主要是通过政治路径、行政路径、司法路径来启动对行政系统的内部问责。然而,在问责过程中,相对于被问责对象,社会问责主体资源处于弱势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在行政问责体制的设计中,社会主体资源没有直接实施问责过程的权力。其实践障碍主要体现在我国社会问责存在选举与问责尚未直接勾连、社会问责启动缺乏标准、司法路径问责的独立性不足等方面。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问责主体运行,需要紧紧扣住保障行政透明、通畅问责渠道、夯实问责权力等基本着力点,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干部斗争本领养成的逻辑意蕴与历史经验

党的二十大要求“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就是在斗争实践中不断锻造干部斗争本领,使其堪当斗争使命、赢得斗争胜利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锻造忠诚善战、不怕牺牲的革命队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锻造政技兼精、又红又专的建设大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年代锻造立场坚定、与时俱进的时代先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锻造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党锻造干部斗争本领的历程展现出坚持党的领导、把准斗争方向,把握主要矛盾、明晰斗争任务,尊重科学真理、掌握斗争规律,注重实践磨砺、讲究斗争方法四大经验,对于新时代干部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重逻辑审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改革开放最宝贵的经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竞争和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可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时代逻辑三重向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内涵。改革开放是对"中国如何发展"重大历史问题的有效探索,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对世界局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对时代要求作出了重大回应,在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重要参考,通过分享成功经验可以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推动中国在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中贡献更多力量。     

环境问责归责原则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思考

在环境问责的过程中设立所谓"尽职免责"条款并不能解决"环境问责异化为问责环境"的现实和理论困境。从理论上看,科学的环境问责必须是从义务到责任的归咎程序,从实践角度来看,无论是舆论关注的身份问责抑或纯粹的事实问责都不能科学地解释环境问责的责任基础。为此,由政治义务、管理义务、执行义务构成的环境义务才是科学问责的基础。同时,基于注意义务的比例性而设置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特殊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符合当前与行政管理相适应的体制需求和现行问责效果的事实需求。由此,可以相应地建立起针对政治义务的免责清单、针对管理义务的负面清单和针对执行义务的正面清单等三大责任清单共同构成的清单制度以作为相应的制度设想。     

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历史与发展

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经历了从墨西哥湾时代到波斯湾时代又到“中心与外围对峙”时代的转换。能源地区连接在新的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的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并导致能源心脏地带和能源战略枢纽国家的出现。能源全球化和地区化业已成为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发展的新趋势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毛泽东干部观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干部观完美地实现了唯物论、辩证法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干部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的干部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是对毛泽东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干部工作应该坚持好干部的标准,正确回答和解决好干部的成长以及如何管好用好干部问题,更多地激发出广大干部的聪明才智,更高质量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新时期我们党干部标准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新时期我们党的干部标准的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八九政治风波是恢复发展阶段;从八九政治风波到十六大前是调整探索阶段;十六大以后是创新规范阶段。总结新时期干部标准的演进历程,我们至少得出这样一条重要启示:无论是实施任人唯贤路线还是贯彻德才兼备标准,都必须建立健全良好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政策变迁的历史与逻辑

运用经济社会效应导向的综合性研究框架,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政策变迁分为3个阶段:转型初期的土地政策(1979—2002年),科学发展观时期的土地政策(2003—2012年),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土地政策(2013至今),并分别归纳为"扩张型""规范型"和"合理型".通过对变迁逻辑的透视,发现私有产权、基本经济制度、市场配置是导致效率提高的制度选择,而利益结构失衡、地方政府牟利冲动是导致土地政策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中国土地政策继续改革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土地可持续利用激励机制缺乏,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不公平,所有制和私人产权矛盾以及政府与市场不合理定位这4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