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心性论试析

本文对禅宗之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口号,以“明心见性”为根本宗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作者指出,这种心性合一、体用合一的宗教实践理论,一方面具有宗教哲学的神秘性,另方面却最少宗教的庄严性,它已变成完全世俗化的宗教,因而更符合广大士民的需要。这种心性论再前进一步,就将走向宗教哲学的反面,而这正是理学心性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论道教仙学两次理论转型的哲学基础

道教仙学曾发生过两次比较大的理论转型,除社会因素外,哲学理论的转变对这种转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仙学从宣扬“精神主生”转变为追求肉体的飞升,再从肉体飞升转变为追求精神的升华与超越,与魏晋时代哲学本体论大盛,唐宋以来心性论风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描述性政治哲学的近代形态：功利主义与契约论

从功利主义和洛克的契约论所赖以产生的描述性政治哲学的理论背景分析中 ,本文认为 ,它们是在反对神权政治和世俗专制中建立起来的 ,其共同的理论旨趣是“自由 ,只有因为自由而被限制。”但是 ,由于它们把政治等同于社会 ,把政治工具化的同时 ,也将社会工具化 ,导致生活表层化和价值表象化。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是对功利主义和洛克契约论的最准确的批判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杜光庭的重玄学思想初探

杜光庭在义疏《道德经》时,自觉地运用重玄学“有无双遣”的理论与方法来沟通宇宙论和心性论,从而追随中国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唐代道教宇宙本体论向以道性论为核心的心性论的转型,并为宋元道教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杜光庭以重玄学为中介将心性论与修道论结合起来,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来说明道体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从而深化了道教的道体论。     

法家历史哲学的三重维度

法家历史哲学实质是一种政治哲学。法家历史哲学三重维度体现为：其一，确立起他们立足于“当今”的变法理论，效法先王以变致治的精神，以爱民、利民为原则，凸显他们勇于革新包括自我革命的时代精神；其二，在“原初状态”中深刻阐释人性以自利为基础的理性计算能力以及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能力，并立足于“权衡道德论”及其制度逻辑而实现社会秩序；其三，“新圣”最能把握时代精神而深刻影响历史进程，“新圣”实质体现了政治家必须以理性治国的极端重要性。法家历史哲学至今依然予人启迪。     

关于孟子思想之新诠释--以政治思想为中心

孟子的“仁义论”是综合原始儒家的“仁”论与前期墨家“义”论而形成,但是孟子将“仁义”概念结合于他的“心性”概念,从而创造出新的涵义。由此,孟子政治哲学确立了超阶级的普遍性与道德对于世俗权利的优越性。我们将具备此含义的孟子之政治思想称为仁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仁义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构成仁义政治思想的思维方式;以及其思维方式所蕴涵的意义与问题。     

三个“统一”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品质——评陈怀平《政治主体论：基于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的分析》

陈怀平撰写的《政治主体论：基于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的分析》（以下简称《政治主体论》）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为理论根据。以人类哲学文明为理论营养，以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为研究目标，在系统阐释政治主体的“本质规定”、“历史演进”、“逻辑形态”、“张力结构”、“价值诉求”和“实践生成”等理论命题中，     

论周敦颐之心性本体论对儒学宋代转型的意义

针对学术界对周敦颐评价的几个问题,审视周敦颐之前的儒家心性论是否有本体论的根基,对其哲学思想的主旨并与儒家的理论特点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周敦颐心性本体论思想的意义和作用。由此认为,周敦颐哲学虽继承了先秦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改变了被汉儒扭曲为政治至上的天人感应论,恢复了原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道德联系。但他对儒学的贡献是技术性的,而非根本性的;是学术性的扬弃,不是政治性的转折。     

拉斯立特等编:《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第二辑)

这本论文集包括下述文章:白林的“政治哲学还存在吗?”;卢西曼的“社会学证据和政治理论”;麦克英太尔的“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的一个错误”;沃尔海姆的“民主理论中的矛盾”;达仑陀夫的“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威廉斯的“平等观”;劳尔斯的“作     

契约论与政治合法性

自近代以来 ,社会契约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中一直是最有力的理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力量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首先讨论古典契约论对政治合法性的证明 ,并把它的证明归纳为三种 ;其次探讨对古典契约论的批评 ,指出它所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 ;然后研究了当代的新契约论 ,以及它与古典契约论的关联 ;最后揭示契约论的合理性 ,解释了它的“普遍同意”、“自律”、“互惠”和“实践理性”的观念。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试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思想源流

公法理论的创新离不开政治哲学的知识来源,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三种代表性学说——“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均有其政治哲学的基础,“管理论”的产生与行政法制度上的充分展示,仰仗“国家权力”合法性、正当性的政治哲学上的成立;“控权论”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直接实践,是政治自由主义哲学的延伸和必然结论;“平衡论”似乎兼有上述两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基础,但单就强调“公民守法”这一面而言,它从根本上来说是秉承了“共和主义”政治理想的。     

性之发端与尽心之始:先秦“心性之辨”的逻辑发展

心性论作为中国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先秦时期便成为哲人聚焦的中心;先哲围绕心性之辨概括了性论中的"一元论"、"多元论"、"主体论",心论中的"认知主体"、"存在主体"、"道德主体"等对后世中国哲学影响至深的范畴;对先秦时心性论进行形态考察,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厘清人性论的逻辑发展,更能有效地辅助分析学说背景、理论价值与发展前景,为解决当代哲学民族性和普遍性矛盾,探索中国传统哲学向近现代哲学的转型提供借鉴。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唐代重玄学派道论的特点

唐代重玄学派道论的重要特点是用“虚通妙理”和心性思想重新阐释老子之道。重玄学派对道论的创造性阐发,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提升了道教哲学的境界。其二,为道教性命双修之先导。其三,重玄之道及其心性理论,又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论冯友兰“新理学”之和谐思想及其形上学依据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哲学思想。就丰富而言,“新理学”体系既有社会生活方法论中的人与人和谐;又有“天地境界”说中的“天人”和谐。就深刻来讲,以“理”为主要范畴的“新理学”形上学体系,通过其心性论为“境界说”和“社会生活方法论”提供了“最哲学”的形上学依据。     

明清回儒心性论探析

"心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命题,也是伊斯兰哲学关注的问题。明清时期,回儒学者积极会通中国传统哲学和伊斯兰文化,诠释、建构了一套颇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心性论,详细论述了人性、人心及其关系。身处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明清回儒,关于心性的阐释不仅丰富了儒学心性论的维度,也丰富了伊斯兰哲学的内涵。     

试析莱布尼茨“个体性原则”的意义

莱布尼茨哲学的“个体性原则”——“单子论”从总体上说是唯心主义的,但对哲学上强调人的个体性和能动性、政治上重视人的自由、经济上认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等,都不乏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汉代哲学的身体整体观及对美学的影响

与先秦哲学形而上的取向不同，汉代哲学将老、庄的道论下降为元气自然论，将孔、盂、荀的心性落实为身体的有机构成，这种哲学思维的“堕退”是其价值长期不被肯定的原因：但是，汉代哲学以一体之气贯通天人，却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命题提供了最具现实感的形式。对人自身而言，它以对人体的构成性认知取代先秦关于人性的抽象思辨，认为人的存在就是形、神、志、气等多种要素的有机凝聚。这种“身体-整体”和“身体-主体”观，不仅有效弥合了人体内部身、心、灵、肉以及人性善恶的对立，而且为后世中国哲学和美学对人的阐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像魏晋美学的形神问题、宋明理学的心性问题，均无法脱离汉代哲学关于人体认知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