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优质企业“走出去”。国家间的制度差异会影响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这是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东道国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理论分析表明：制度差异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而国家间签署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制度差异对OFDI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东道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随着中国对东道国OFDI存量的增加,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抑制作用逐步减弱,东道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减弱;以地理距离为门槛值,地理距离越大,“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越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下辽宁省农业对外投资特征、问题及对策

辽宁省农业对外投资具有规模偏小、产业聚集、流向集中和重视农业全产业链的特征,但目前存在农业对外投资在“走出去”中占比较低和产业结构较单一,海外农业经营风险大而配套措施不足、农业“走出去”政策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注不足、农业对外投资主体面临多重挑战等问题。对此,政府应重视开放平台建设、优化政策服务体系和建立与投资目的地政府机构的交流机制;企业应加强自身建设实施系统“走出去”、树立全产业链思维和注重RCEP成员市场开拓等,以期为进一步丰富辽宁省在农业对外开放方面的有关研究,以及为辽宁省在农业领域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为研究对象,选取这些国家2006-2018年与中国的贸易数据,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并测算其贸易潜力。"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和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均为APEC成员、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自由度水平和金融自由度水平对促进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则显著地阻碍了贸易。据此测算出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发挥,仍有上升空间。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通过筛选选取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2006-2015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实证分析发现:(1)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与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贸易依存度、地理距离、汇率、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东道国的劳动力结构、收入水平、贸易自由度呈负相关;(2)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稳步提高,国别差异呈现扩大态势,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投资效率高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今后,应该维持并且深入挖掘直接投资的巨大潜力,尤其要加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通,促进直接投资的便利化发展,把优化投资区位选择作为提高直接投资效率的关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     

恐怖主义风险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步入扎实推进的实施阶段,居于沿线国家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首的恐怖主义风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作为全球恐怖袭击活动的高发地带,近年来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降低沿线国家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应着力提升中国政府的反恐能力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与沿线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全面构建应对恐怖主义风险的防控保障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综合集成算法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价研究——以H公司为例

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纪元,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投资环境,能否准确识别、科学评价和有效应对风险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构建了以外源性风险、内生性风险和过程性风险为核心,且动态评价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析框架,基于对H公司的问卷调查,运用综合集成算法(DHGF),多维评价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代表,其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风险区域,企业亟须分类防控各层级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分析

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关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状态和货币政策预期。考虑到世界经济存在交互反馈作用,文章引入60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权重,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以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货币政策在实际产出、通货膨胀、利率、汇率、进出口等方面存在显著外溢性;(2)这种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国家的全球化水平有关;(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中国新兴的贸易伙伴国,受到货币政策的正向影响更加突出。此外,以实际产出为例,"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规模、贸易范围以及多样性对中国华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研究

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是中国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以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会议精神为指导,研究阐释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的理论内涵,比较分析中国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区别,深入剖析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现存的难点问题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和问卷调查法构建2013—2022年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的研究数据库,基于政策一致性模型(PMC)和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分别构建及评价促进对外投资政策与服务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发现,2013—2022年中国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力度逐年上升,且2018年之前政策调整变化较大,2018年以后政策调整趋于平稳。中国促进对外投资服务体系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指数分值总体不高。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评价中国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的运行效果,发现中国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积极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但是对于对外劳务合作...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研究

利用1982-2007年的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是互补的,即对外直接投资为出口创造型和进口创造型,故要采取各种切实的政策措施来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在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的同时,要统筹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区位及相应的政策。     

“一带一路”纺织品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

国际分工调整引起“一带一路”纺织品贸易结构的深刻变化。采用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沿线国家纺织品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样本区间内“一带一路”区域纺织品出口贸易整体呈现上涨趋势,贸易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较短,聚集系数较高,存在“富国俱乐部”现象;中国是“一带一路”区域纺织品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除中国之外,点出度和出强度排名前列的国家主要来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点入度排名前列的国家主要来自东欧和西亚地区,入强度排名前列的国家主要来自东欧、东南亚地区和西亚地区。TERG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纺织品贸易网络存在互惠效应、等级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抑制区域纺织品贸易关系,较大的人口密度有利于增进区域纺织品贸易关系,接壤网络、语言网络、宗教网络对区域纺织品贸易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网络则有负向抑制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下广西区域通道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虽然广西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东盟的重要桥梁,在与东盟贸易往来中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因此作为沟通相邻国家的必经区域,广西的区域通道网络建设至关重要。以广西各城市的截面数据为研究数据基础,依据科学性、数据获得性与可比性原则,分别从经济发展状况、城市物流发展综合水平与东盟贸易状况3个方面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共14个指标,测算广西13个城市的物流发展水平与能力;运用SPSS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各评价指标解释主因子的载荷,利用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构建物流综合水平评价模型,最终得到各城市的物流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并据此确定物流节点枢纽城市;引用物流引力模型进一步确定节点枢纽城市的物流引力,通过计算得到轴心对辐射城市的物流引力大小。研究认为,应以南宁市、防城市、钦州市和北海市为核心枢纽构建支干线物流网络通道,通过构建物流圈为广西物流业提供区域性、模块化的发展模式。     

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通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2000～2017年农产品贸易数据的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和贸易总额均有显著阻碍作用,对进口有促进作用,不同文化维度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不同;就不同地区而言,文化距离对沿线亚洲和欧洲国家农产品出口和贸易总额具有负向影响,对进口的影响有所差异,亚洲国家为负,欧洲为正;就不同阶段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起显著阻碍作用,之后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基于此,需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高贸易便利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减轻文化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充分尊重不同文化,发挥其对农产品贸易尤其是进口的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异质性升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升级,但是对于OFDI如何影响企业升级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OFDI对企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OFDI能促进以生产率提升为标示的企业升级,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研发投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中介机制实现。(2)反事实估计结果表明,OFDI企业如果选择不对外直接投资会抑制其升级,非OFDI企业如果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会促进其升级。(3)全样本的边际处理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当企业OFDI的潜在成本越低时,其边际处理效应越高,升级效应也越大。(4)从分样本OFDI企业的平均升级效应来看,高新企业大于传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大于其他要素密集型企业;在潜在成本非常低的情形下,国有企业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边际升级效应分别大于民营企业和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研究发现对于如何分类引导企业“走出去”、降低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成本以及促进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台湾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台湾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

通过建立引力模型对2006-2012年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日本、美国等13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台湾地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阻碍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地区)的GDP乘积、伙伴国(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与台湾地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叉项对台湾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对台湾农产品出口贸易起阻碍作用,但对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却为正。在此基础上,提出台湾地区应加强与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地区)的合作,注意贸易和投资管理措施的协调统一,走创新资产寻求型的投资道路等,以促进台湾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 提升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作用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1995~2015年“一带一路”71个沿线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效率和总贸易效率,重点探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沿线国家（地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能够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及促进地区间交流,进而提升自身的出口效率和地区间的进出口效率,其中港口建设项目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据此,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的时代契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贸易畅通--基于2006-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双重差分检验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积极参与21世纪全球与区域治理的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本文以全球110个国家为样本,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18年各国贸易层面的基础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识别"一带一路"倡议效果,全方位评析"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贸易畅通方面的促进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促进了对外贸易畅通,并且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政策便利、设施联通以及文化效应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