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大户发展现状及扶持对策——基于安徽省种粮大户调查资料分析

依据安徽省种粮大户的抽样调查资料，对种粮大户的状况进行了具体地分析，认为种粮大户在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为扶持种粮大户的进一步发展，建议完善农业补贴制度，通过科技扶持、项目带动改善种粮大户的生产条件。     

种粮大户需要扶持和保护——粮食购销市场化对种粮大户的影响及对策

种粮大户是粮食生产中的一个重要 群体,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种粮大户无疑将受到重大的影响。为全面了解浙江省实施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后对种粮大户的影响情况,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指导粮食购销市场化工作提供决策依据,最近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选取了全省３９个市。县,１７５个乡镇中２０００年种植面积较大的３５０户种粮大户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同时组织人员赴嘉兴、绍兴市和余杭、嘉善、嵊州、衢县等县（市）,召开了多个有当地县（市）、乡（镇）领导、农技人员和村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了他们对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反映…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下种稻大户购机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获得高产、稳产的必要物质条件,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本文从需求理论出发,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江西省种稻大户购置农机的影响,从而提炼出影响种稻大户购机决策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为证实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下种稻大户购机决策的影响因素,本文利用江西省实地调查的397个种稻大户样本数据,运用SPSS19.0软件对样本进行logistic模型回归。实证结果表明年龄、教育程度、农户类型、种植规模、政策认知、农业收入、融资能力等对于大户购置农机决策存在显著影响,进而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更好的在江西省实施提出相应的启示。     

晋西北农业大户经营研究——以右玉县种养大户为例

农业大户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业经营的方向。通过典型调查研究,探讨了贫困县农业大户在实践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丰富的社会经历是农业大户的关键,青壮和健康是农业大户经营者的基础;二是种养结合是大户经营的方向,种植业难以专业化经营;三是夫妻是农业大户的主要劳动力。农业大户持续发展的方向,一要探索大户经营模式,二要规范大户经营管理方式,三要引导农业大户组建专业合作社,四是农机、信贷、农田基本建设等是政策扶持的核心。     

种粮大户经营风险感知机理与实证检验

基于安徽省21个产粮大县403个种粮大户的问卷调查,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序次Logit模型检验种粮大户的风险感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在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解释结构模型（ISM）,探究各因素对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培训频率、重大亏损经历和家庭务农人口对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盈利动机强度、政策鼓励、家庭成员态度、农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规模经营经验、市场风险应对能力、当期盈利对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农田基础设施、过往亏损经历、当期盈利和技术培训频率是影响种粮大户风险感知水平的浅层因素,市场风险应对策略、盈利动机和规模经营年限是中层因素,而政策鼓励、家庭成员态度和家庭务农人口则是深层因素。     

种粮大户发展现状及扶持对策——基于安徽省种粮大户调查资料分析

依据安徽省种粮大户的抽样调查资料,对种粮大户的状况进行了具体地分析,认为种粮大户在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为扶持种粮大户的进一步发展,建议完善农业补贴制度,通过科技扶持、项目带动改善种粮大户的生产条件。     

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农户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处理效应模型（TEM）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地权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1）相对于没有领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户,有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户其实际种植的耕地面积多约22.5%,果树种植面积多1.8%,而菜地经营面积不存在显著差异。（2）无论是否粮食主产区或者大中城市郊区,农地产权安全性的改善会诱导一般农户增加耕地经营面积,但对于种植大户则更多表现为激励水果种植;此外,地权对非粮食主产区果树的种植激励效果要强于粮食主产区。（3）农地产权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会因灌溉条件变化而不同。因此,在小农经营依旧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农地确权能够提升农户务农的积极性,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则能够有效诱导农业种植结构呈现“趋粮化”。     

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省种稻大户为例

以江西省种稻大户为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农技推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发现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部门技术指导服务评价、农机补贴评价、种稻大户应用技术奖励和扶持评价直接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初始变量中除农户身体状况、是否科技示范户、家庭人口数、是否丘陵地区、所在地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会直接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之外,年龄、教育水平、生产规模、是否为村组干部、外出务工人数、是否平原地区等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中间变量来影响满意度.     

劳动力外流对农户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非线性影响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实背景下，以专业化食用菌种植为例，探析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理，并采用10个省份的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倒U型态势，即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先增强后减弱。②因果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外流的影响还部分通过改变农户的技术认知和技术评价间接影响农户技术持续使用意愿，两条路径共同解释了77.95%的总效应。③受教育年限、是否村干部、种植规模、成本预期和收益预期等亦是影响农户专业化生产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提出应完善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提升其正向影响；同时，完善社会化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削弱其负向影响，有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提升食用菌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清代河西走廊农作物种植技术考述

农作物种植技术是历史农业技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清代河西走廊地区形成了一套适合该区自然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在农业生产中重视土地的休耕、施肥、排碱、浇水的时机以及浇泡冬水、秋水等.由于受社会经济衰微、耕作技术守旧、农民生活贫困等因素的影响,清代河西走廊农作物种植技术尚属粗放,并直接影响到该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河南种粮大户的现状与期盼

本文基于河南省17个省辖市40个县(市、区)的150个粮食种植大户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种粮大户业主的基本特征是以中年、高素质群体为主,村组干部占相当比例,近半数人员从业年限在3年以下,非农行业转入者占4成以上;最主要的从业动因是认为规模种粮经济效益较好和政府扶持政策的引导;生产经营主要靠雇佣劳动力和租用农机完成,约一半种粮大户为兼业经营;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种植规模在200亩左右时效益最好;生产资金紧张,贷款困难及种粮成本增长快,收益不稳是他们最大的困惑;最急切的期盼是能在资金方面得到支持。为有效解决困扰种粮大户发展生产的制约因素,本文提出了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稳步提高种粮收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种稻大户技术应用时机选择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区、平原和丘陵3种地形的比较

在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湖区、平原、丘陵3种地形的838户种稻大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技术应用时机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地形上种稻大户农业技术应用时机选择的影响因素不同。在湖区,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户应用农业技术的时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平原地区,水稻种植收入比重、获取信息来源途径及数量对农户应用农业技术的时机有显著正影响;在丘陵地区,家庭总收入、劳动力工资评价、农业基础设施评价对农户应用农业技术都有显著正影响,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有显著负影响。为此,提出要促进教育和增收,同时增强信息沟通;要优化外部环境,丘陵地区要格外注重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农作物生产专业化、技术效率与农户种植收入

基于湖北省866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农作物生产专业化-种植业技术效率-农户种植收入”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平均和异质性影响,以及种植业技术效率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中国的“大国小农”由传统“小而全”的多样化生产模式转向农作物生产专业化为其收入增加提供了新的路径;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对高收入分位点农户、山区农户的农业增收效应更强;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影响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作用于种植业技术效率施加的,其中介效应的影响占到34.99%。因此,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广大农户由传统“小而全”的“多样化小农”转变为“专业化小农”,并注重技术效率在收入增长中的助推作用,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农作物生产专业化的农业增收效果。     

价值认知、制度环境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粮食主产区湖南、山东两省436份种粮大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t模型实证分析价值认知、制度环境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及代际差异，并检验制度环境在价值认知影响种粮大户行为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价值认知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有正向作用，其中社会价值认知对中生代种粮大户的影响更为显著，生态价值认知对新生代种粮大户的影响更为显著；引导制度、激励制度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引导制度对新生代和中生代种粮大户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约束制度对老一代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制度环境是种粮大户价值认知与质量安全控制行为之间的重要调节变量，约束制度和激励制度在价值认知对老一代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中有负向调节效应。     

山地地区不同规模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研究——基于甘肃、重庆、广东453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甘肃、重庆和广东3省（市）3个山区马铃薯主产县453个马铃薯种植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测算我国山地地区不同规模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探究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山地地区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较低,若消除技术无效率项,产出仍有31.6%的提升空间;农户马铃薯种植大、中、小三种规模类型中,中等规模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最高,小规模次之,大规模最低;土地块均面积、劳动力数量、农户专业化程度、参加合作社以及农户认知水平等因素对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土地规模对生产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从政府、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等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提升山地地区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对我国工业化演进过程中农业发展战略的思考

我国的粮食生产虽然扭转了短缺的局面，但在工业化过程中，现有的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是不能满足新的和更多的需求，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战略措施：（二）改革产品流通体制，开放农产品市场；（二）增加积累，提高对农业的投资；（三）集中土地，扩大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四）改革科技制度，推动科技兴农；（五）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生产中去；（六）实行土地的科学管理和综合治理。     

中国农业生产地区专业化现状及演变规律

采用地区生产专业化系数,基于1988—2016年6种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数据,计算6种农产品生产地区专业化水平以及各地区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系数,并由此得出中国农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及演变规律,为我国当前农业专业化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呈现倒U型趋势,并于2010—2012年附近达到最大值。从产业角度来看,不同农作物生产的专业化系数及趋势差别明显。其中,粮食生产专业化水平增长最快,但2004年以后增长有所放缓。从各个省区来看,各省区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整体呈现的上升趋势,部分省份略有下降,最终各省份专业化水平逐渐趋于稳定。农业生产专业化的趋缓可能源于政策干预,推进专业化需要破除当前的政策约束。     

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化——源自茂名市化州杨梅镇浪山村的证据

单家独户或小范围的农业专业化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必然会受农业分工的有限性制约,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分工深化与职业分化。只有在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条件下,生产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劳动者从中得到的收益增加,才会激励劳动者主动参与到分工与合作的进程中来。浪山村经验表明,当一个地区农业生产形成专业化,主导产业选择正确,规模报酬递增得以实现,＂斯密猜想＂的困境就可能缓解,其潜在的收益会激励劳动者进行劳动分工;而生产专业化的同时,也需要农户之间进行合作来降低交易成本,这必然导致农民职业进一步分化。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化水平提升反过来可以集中投资,促进技术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过程。     

土地细碎化、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基于全国2 745个农户调研样本的实证分析

土地细碎化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土地流转能够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以破解细碎化难题？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实证分析了土地细碎化与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对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一负向影响在土地细碎化为基本生产经营条件的背景下具有稳健性与时间上的持续性。土地流转并不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而且对后者有显著负向影响。甚至对规模农户而言,土地流转在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这是因为当前我国土地流转仍受到诸多限制,况且土地流转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营,甚至加剧了土地细碎化程度,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制约因素与经济战略:中国农业的第二次创业

我国农业第二次企业的制约因素有三：第一，土地资源紧缺的制约；第二，人口增长、总量庞大的制约；第三，粮食相对不足的制约。我国农民第二次创业的八项措施：（１）党要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断充实、完善的基础上，坚持１００年不动摇；（２）引导农民专向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向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发展；（３）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４）多渠道、多层次地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５）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６）要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给与取的关系；（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８）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对农民的教育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