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马里翁对“我思”问题的反思和阐释

笛卡尔为把握知识确然性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该命题也成为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命运的浓缩。本文试图探究胡塞尔、海德格尔、马里翁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学家如何分别以超越论还原、存在论还原、爱洛斯还原的方式反思和阐释“我思”问题。在以这一问题简史为核心的现象学进程中，现象学在对“我思”的回应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超越论还原以纯粹意识为奠基，存在论还原以“我在”为最终溯源，爱洛斯还原则以“去爱的自我”为最终目的。在这一进程中，先前的后续的现象学家同时对先前的现象学家就此问题的思考予以了评价，因此，本文还简短讨论了马里翁在讨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我思”问题时，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内在批评所需要的明见性和合理性。     

理性、生活与此在：海德格尔早期生命现象学的转向

文章对海德格尔 “现象学时代”之思想嬗变的讨论，旨在提供一种阐释海德格尔早期 生命哲学转向的可能思路。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为海德格尔提供了表述源初生活体验的可能性；与此 同时，拒斥笛卡尔式主体性的努力，一直贯穿在海德格尔早年对关于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的建构过程之 中。换言之，通过拥抱胡塞尔现象学来拒斥新康德主义的主观逻辑，与通过转向生命现象学来拒斥内 在于胡塞尔现象学之中的笛卡尔式主体性问题，这两种思想冲动同时交织在海德格尔的 “现象学时 代”探索 “源初生活体验”的哲学路向上，构成了 《存在与时间》这部 “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反笛卡尔 文章对海德格尔 “现象学时代”之思想嬗变的讨论，旨在提供一种阐释海德格尔早期 生命哲学转向的可能思路。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为海德格尔提供了表述源初生活体验的可能性；与此 同时，拒斥笛卡尔式主体性的努力，一直贯穿在海德格尔早年对关于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的建构过程之 中。换言之，通过拥抱胡塞尔现象学来拒斥新康德主义的主观逻辑，与通过转向生命现象学来拒斥内 在于胡塞尔现象学之中的笛卡尔式主体性问题，这两种思想冲动同时交织在海德格尔的 “现象学时 代”探索 “源初生活体验”的哲学路向上，构成了 《存在与时间》这部 “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反笛卡尔 主义著作”形成的 “史前史”。     

海德格尔论“我思故我在”

通过将“思想”理解为表象，海德格尔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释为“我表象故我在”，并揭示了“我思故我在”隐而不显的存在论意义。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了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意味着表象着的主体的被表象状态，真理成为了表象之确信。海德格尔还考察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将笛卡尔把握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海德格尔的重释是在“存在历史”框架下进行的，是其克服形而上学的重要步骤。     

“人诗意的柄居……”——对海德格尔空间思想的解读

一、海德格尔对康德空间概念的现象学解释海德格尔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中具体讨论了“先验感性论”中的空间和时间。他对空间和时间的现象学把握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康德;但这时的海德格尔对空间的思考还是不成熟的。一方面他认为,在此在的生存结构中,空间与时     

生活世界与超越论现象学——兼论胡塞尔对海德格尔“哲学人类学”的批评

生活世界现象学既是一门历史现象学,也是一门前—人格的本性现象学。胡塞尔对海德格尔著名的"哲学人类学"的批评首先意味着自我深化,它建立在胡塞尔在后—《沉思》时代对超越论现象学的主体性悖谬的明察之上,而作为这一自我批评的结果,胡塞尔对前—存在领域的揭示"预示"了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论"转向"。因而,即便在最终的现象学基础上,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在存在与思之间还是保持了一种平行关系。     

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意向性解释及马里翁的双重驳斥

海德格尔和笛卡尔之间的关联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讨论,事实上,后者所开启的主体性哲学正是前者批评的核心。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确立的主体性恰恰意味着存在者被表象为认识对象,同时,“我思”主体对自身的表象则更为严格地遵循着表象规则。但是,依据意向性或表象来解释主体势必会造成其自身的分裂和闭合。在以马里翁为代表的当代解释者看来,这样的结果大大降低了笛卡尔哲学应有的价值。因此,马里翁借鉴了列维纳斯和亨利的非意向性思路,依照内在和外在两种路径对笛卡尔哲学进行重释。     

存在的逾越-试析马里翁在《无需存在的上帝》中对海德格尔的批评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当代法国现象学家马里翁在 《无需存在的上帝》中对于海德格尔的 批评。一方面，马里翁接受了海德格尔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批判，把形而上学的本质理解为一 种 “存在－神学”，其核心原则是将上帝看成是一种 “存在者”；另一方面，马里翁又反过来批评海 德格尔使上帝从属于作为 “存在者之境域”的 “存在”，因此没有从根本上摆脱 “偶像崇拜”。马里 翁认为，上帝既不是任何意义的 “存在者”，也不从属于作为 “存在者之境域”的 “存在”，而是一 种至高的 “爱”或 “馈赠”。作为这种 “爱”或 “馈赠”，上帝逾越了存在。     

源初境域和意义显示——海德格尔早期对“世界”的解释

“世界”问题作为现象学的基本课题,是海德格尔在探讨存在意义道路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其前期的基础存在论中,海德格尔把存在问题回溯到源始的经验世界中,而在意蕴状态下照面的“世界”实际上是“存在”向我们显现出来的意义整体,存在的意义起源于生命的源始境域——世界.海德格尔借助解释现象学的方法,通过对实际性生命的解释,使“世界”作为一个关联意义的整体形式地显示出来.     

论《存在与时间》第七节中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看法

对于《存在与时间》的研究来说,把握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看法并考察其论述中的现象学理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说明,通过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性的继承与发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现象学的观点,不仅使他有可能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而且给予了通过此在的现象学来开显存在意义的可能性。     

爱洛斯还原不是一种现象学还原吗?——与Claude Romano商榷

在《情爱现象学》中,马里翁视爱洛斯还原为一种超越了认识论还原与存在论还原的"根本的还原"。Claude Romano针对爱洛斯还原的现象学性以及它的根本性提出了三点质疑,但他的质疑是直接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框架来衡量爱洛斯还原的结果,如果对马里翁现象学计划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就会发现,Romano提出的每一条批评可能都是成问题的。对马里翁相关文本的考察表明,爱洛斯还原其实是马里翁被给予性现象学框架下的一种特殊而根本的还原,并不能被归为胡塞尔式的本质还原。此外,马里翁还以一种"不具存在的爱"来作为比存在的呼唤更为根本的呼唤,这种呼唤促使爱洛斯者启动爱洛斯还原,以使爱本身现象化。Romano若想更有效地证明爱洛斯还原并非一种现象学还原,就应该首先对马里翁的被给予性现象学范式进行更深入地了解和批判。     

“ 我思”的双重面相——笛卡尔论 “ 意志在判断之中”

：《 第一哲学沉思集》以 “ 普遍怀疑”为开端，探寻 “ 清楚分明的确定性”为目的，用“ 我思”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 “ 新基础” ，来证明上帝和物质世界存在的 “ 老问题” 。笛卡尔在 《 沉思集》之中 “ 按照思维的顺序”所展开的论证路向，一直被视为近代理性主义者的开端和典范。然而，对于 “ 我思”这个全新的哲学开端，笛卡尔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规定？本文试图从 《 沉思集》中的 “ 意志”问题入手，展现出隐藏在理性主义者面相下的另一个笛卡尔形象：一个意志论面相的笛卡尔。     

《黄帝内经》“情-志”的现象学分析

基于《内经》、道家、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融合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理论与本土现象学资源对《内经》“情-志”予以分析阐发。《内经》、道家的“情”“志”分别对等于海德格尔“遮蔽”“去蔽”状态的情绪。就情、志为一而言,情志是生命真实活动内隐与外显状态的统一;就情、志为二而言,《内经》、道家之“情”处于本原性地位,是“志”的上位概念;“志”源于“情”、属于“情”,是“情”的下位概念。那种将“情”置于“志”范畴之下,而以“志”作为中医心理学重要概念的观点值得商榷。     

如何理解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无”？

海德格尔看来，无的问题之所以在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中无法得到回答，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忽视了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区分，并且从存在者的角度将“无”看成是存在者（或“有”）的某种缺失。海德格尔对于“无”的具体论述主要集中于《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是什么？》和《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这三部作品。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的角度出发把“无”理解为世界的无意义和此在的“向死而存在”；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海德格尔把“无”看成是世界作为存在者整体的“跌落”或“沉没”以及相应的“无之无化”；在《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转向，并且放弃了他之前的生存论思路。他借鉴了谢林关于“实存”和“根据”的区分，把“无”和“无根据”联系起来，认为“无”既意味着“无根据”，又是“无根据”中建立根据，也就是“建基”。在此之后，海德格尔很少讨论“无”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无的问题消融在更具普遍性的存在问题之中。     

技术的遗忘与差异的转化——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批判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对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具体的批评。斯蒂格勒的阐释从“遗忘”出发在整体上把握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把技术与时间的关系问题置于存在问题的基础位置上。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是后者由于未能恰当理解和转化“谁”与“什么”的生存论差异而忽视了技术对于时间的构成性作用。斯蒂格勒的阐释和批评切中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问题的本质方面,并且有其自身的技术哲学和社会批判的旨趣。     

现象学与“对世界的信任”——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

世界无疑是现象学的一个核心论题,现象学试图克服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中对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感。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作为一种自然态度,贯穿了我们的一切行为意识。而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作为一个预先给予的境域,则是一切其他世界内存在者得以显现的前提。但这两位现象学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澄清世界的论题。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将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悬置起来,并将世界本身看成是意识的意向相关物,而海德格尔则反过来认为,人作为此在原本就在世界之中存在,因此人对世界的朴素信任感也构成了他的原初存在方式。尽管如此,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都没能真正克服现代哲学中世界之丧失的危机,重建人对世界的朴素信任。     

对王阳明“物”的生存论现象学诠释

依循牟宗三对王阳明“从明觉之感应说物”与“从意之所用说物”的区分，借助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方法，分析和诠释阳明学中的两种“物”。首先通过阐释“心外无物”绽露“在生存世界中存在”这一生存论结构，以作为预备性的分析。之后重点对“意之所在便是物”“明觉感应之为物”作出生存论诠释，二者分别对应着生存论层次的物(物Ⅰ)和本真生存中的物(物Ⅱ)。物Ⅰ关联着因缘性存在的一般生存结构，其存在就是一般性因缘整体的实行，呈现出来的是一般性生存世界；物Ⅱ则关联着本真的因缘性存在，其存在则是因缘整体的本真实行，呈现出来的是本真的生存世界。物Ⅰ与物Ⅱ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生存论关联，二者的区分与关联有助于从生存论上更好地把握阳明学。     

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的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可以被理解为是一项推翻笛卡尔哲学的努力。由“广延物体”入手，海德格尔提示出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对世界的遮蔽，开辟了通向“此在”的路途。对“我思故我在”的剖析则昭明了作为特殊主体的“我”的确立过程及其哲学意蕴，清理出了笛卡尔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作为新时代形而上学的开端，笛卡尔的哲学导致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危机，海德格尔由此揭示出技术化的现代文明的形而上学根据，并为西方哲学开辟了新的视域。     

实显性与视域性——论胡塞尔《观念1》时期的突破及意义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做出了实显性意义上的现象学突破,但是这样的一种突破不仅在胡塞尔看来,而且在德里达、海德格尔与马里翁看来,是不足的或者是成问题的。那么,问题的关键便变为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现象学意义,正是在这里,海德格尔与马里翁也产生了不同的阐释倾向,从而以此为始基走向了不同的还原道路,亦即由被给予性或者存在所趋动的还原道路。但是,他们似乎又并没有忠实于胡塞尔自身的努力与道路,亦即并没有如胡塞尔一样对待实显性问题与视域性问题之间的关联。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几种解释倾向的意义与关联,更加明晰地看出胡塞尔《观念1》时期的努力意图及其通向更为深层次还原的可能性。     

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终极关怀:深邃还是明晰

由于一种源自笛卡尔式的信念 ,胡塞尔现象学追求一种在其理论自身中 ,能支持所有其他主张的基础。这种终极思考表现为 :将一切不言而喻的东西 (成见、前设 )看作是可疑的、难以理解的 ,应当悬搁的。但是 ,世界的存在是预先给定的不言而喻之唯一整体。从此如何把世界存在这种普遍的不言而喻性 ,转变成一种明晰的、可理解性 ,就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唯一诉求。这一诉求在海德格尔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它遗忘了意识之存在问题 ,而将“主体”预设为根据 ,它对世界的存在之阐释的指向是“天空” ,而不是“大地” ,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深邃源于大地本质上的“自行锁闭” ,在我看来 ,他的精神视域离马克思比离胡塞尔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