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将空间外部性与新新贸易理论相结合,推断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动态影响,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我国286个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均呈现显著倒U型特征;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之间的关系则呈现显著的正U型特征。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企业所处城市规模、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此外,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通过影响地区综合技术效率和社会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     

地理集聚、城市规模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理论提出地理集聚、城市规模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假说。随后以地表PM2.5浓度反映雾霾污染程度,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从产出、就业和资本这三大层面测度各城市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并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分析了地理集聚和城市规模对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地理集聚对雾霾浓度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但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尚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地理集聚的提高而加剧的阶段。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张有助于缓解制造业集聚对雾霾污染产生的加剧作用。此外,地理集聚与城市规模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识别——基于工业企业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政府进行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文章从工业企业生产率视角识别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地级市统计数据,考虑城市人力资本变量的内生性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城市人力资本对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本后,城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越高,工业企业的产出越高,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且人力资本正外部性主要存在于人口规模300万以上的大城市.从工业内部看,行业内人力资本正外部性随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增强,而行业外人力资本正外部性随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减弱.从企业异质性看,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从城市人力资本提高中获得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大.此外,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越高,地理区位距离港口越远,越不利于工业企业产出的提高.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发挥大城市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新时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尤为重要.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空间分工结构的特征及效应

文章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和细分层面上分析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高技术制造业分工的演化特征,并通过2003年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对本地产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东部与中西部空间分工的差异化程度正在扩大;高技术制造业专业化程度随城市规模等级的扩大而下降,同时特大城市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上升,各细分行业的产业中心不再倾向于集中在超大型城市中;在高技术制造业整体上专业化程度与产业效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不同城市规模组别中,除超大型城市中专业化程度与高技术制造业的产业效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外,其他规模等级的城市均呈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区域人力资本、资源集聚能力与城市蔓延

由于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导致不同区域的资源集聚能力高低有别，而地区的资源集聚能力又决定性地表现为人口流入与企业入驻规模。因此，从人口流动与企业选址的视角，分析区域人力资本、资源集聚能力与城市蔓延的关系，可以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蔓延现象的形成及其空间分布提供一种微观解释。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与城市蔓延负相关，人力资本越丰裕的地区，城市蔓延指数越低，城市蔓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人力资本不足造成的。由此，根据人力资本的分布来引导城镇土地、产业与人口扩张，是避免城市蔓延现象实现“产－城”融合的紧凑型城镇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中国物流企业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与研究

为分析中国物流企业固定资产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采用DEA-CCR/BCC模型对中国沪深港28家上市物流公司的相对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实证研究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大型物流企业相对中小型物流企业不具备显著的效率优势;(2)物流企业的规模大小与生产效率没有必然联系;(3)中国物流企业相对效率差异明显,严重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4)物流企业纯技术效率大于规模效率对相对效率的影响,企业应更多关注技术的改进,而不是盲目地为追求规模经济进行资产扩张与重组;(5)中国物流企业规模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资源配置严重失衡.最后给出了中国物流企业的发展方向.     

城市内部因素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

文章从城市主体行为出发,结合城市生产率、城市居民税负等构建城市人口解释模型.基于2008-2011年全国101个代表性城市数据,利用残差分离、门槛回归技术展开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城市便利度呈正向关系,与居民税负、征地成本呈负向关系;城市内部因素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路径为“影响因素—城市房租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生产率具有决定性影响;城市生产率、城市便利性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越过人口规模门槛后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国沿海三大都市圈中城市人口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迥异.     

长江经济带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识别与应用

文章运用双变量莫兰指数研究了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首先，测算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以制造业为中心变量运用双变量莫兰指数测算了制造业与城市经济发展指数以及环境污染指数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得到了长江经济带上表现出经济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的城市；其次，从影响城市特征属性的因素出发，通过城市区位、城市发展定位与规划以及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空间外部性的产生机理；最后，在识别具体城市外部性类型与表现的基础上，从城市政策体系、资源信息、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几个方面提出了对城市制造业空间外部性的应用，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联动效应。     

产业链视角下制造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研究

创新驱动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但制造业产业链不同端口的创新驱动效率存在一定差异,影响制造业升级效应.将制造业划分为上下游产业端,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和提升路径进行比较研究.选取制造业产业链中62家上游企业和70家下游企业为样本,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比较评价上下游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分别研究有效提升上下游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上下游制造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不同;较高的财务绩效和政府补贴对上游企业会起到重要作用,企业规模大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企业规模小、财务绩效高以及政府干预少会对下游企业产业有益作用.因此,建议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正确认识政府补贴的作用和方式,推进产学研相结合,提升整个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效率.     

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蔓延的影响研究

城市空间的蔓延扩张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探究城市蔓延原因,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但地方官员在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机制的双重激励下,往往对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采取差异化供地策略,使得土地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扭曲配置,城市空间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准,通过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土地资源在不同行业的错配会带来城市空间的扩张蔓延。研究还发现,城市蔓延存在动态持续变化的特征,即前一期的城市蔓延对当期的城市蔓延存在正向效应。最后,文章从建设用地跨区域占补平衡、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文章以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系统结合该行业的特点及相关基础理论的前提下,选取了我国医药制造行业2015—2019年深沪股市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探究该行业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医药制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有利于其财务绩效的提高;(2)医药制造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滞后性影响。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对政府、行业以及公司三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以帮助医药制造行业相关企业理清社会责任承担与财务绩效两者的关系,激励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医药制造行业更好地进行可持续性规划发展。     

市场分割、政企关系与异地市场拓展

中国的市场仍旧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割，如何突破这种市场分割到异地拓展市场是企业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省级层面或国家层面进行宏观分析。文章创新地从政企关系视角入手来考察市场分割情形下微观层面的企业异地市场拓展，也是首先把市场分割（和异地市场）分为省内（本市外）市场、省外市场和海外市场三个不同层面来研究的论文。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个体层面检验了企业异地市场拓展的可能。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分割确实阻碍了企业异地市场拓展，但这仅限于省内市场而不是省外市场。此外，市场分割是有方向性的，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市场里走出来的企业更容易拓展异地市场，但此结论仅适用于国内市场拓展而不适用于海外市场拓展。良好的政企关系是有利于企业异地市场拓展的，但仅限于省外市场，对省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是无效的。文章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并分析了对于企业实践的启示。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紧凑度时空差异分析

在中国城镇化、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厘清紧凑城市的发展模式与城市效率的关系,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超效率DEA模型评价法测度2010~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并进一步通过象限法分析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时空差异。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存在正向关系,而短期内并非同步协调关系,城市紧凑度的降低并不一定影响城市效率;从类型划分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中低级协调类城市比例相对较大,而效率优先城市数量多于紧凑优先城市数量;城市规模等级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相关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城市群呈现出围绕核心城市的多中心抱团空间发展模式。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不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逐步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断提高城市宜居水平与人居质量;还要持续推动城市群功能一体化、专业化分工、与利益协同化的实现。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影响中国制造业创新研究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微观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鲜有学者探究它们对整个行业创新水平的总体作用效果。基于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大而不强”和粗放发展窘境,文章将国家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中观层面检验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进入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创新数量,但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创新路径存在差异,机构投资对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促进效果明显低于低技术部门;政府补贴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抑制了制造业创新。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为进一步分析机构投资通过何种路径去影响制造业创新,文章以研发费用和创新效率为中介变量,通过逐步法检验表明,机构投资可以引致研发费用的增加,并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而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产业的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将产业多样性集聚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考虑其在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发挥作用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多样性集聚会抑制机构投资的正向效果,增强政府补贴的负向效果。文章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专利数据库、清科机构投资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个微观和中观数据库进行匹配汇总,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区域企业间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果。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文章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机构投资环境,引导机构与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创新;加大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高校、研究机构等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促进实质性、高水平创新;制定更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减少寻租行为;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将多样化的集聚转化为市场的发展优势,培育产业链集群协调创新。     

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在城乡间的不均衡分布对辖区居民经济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从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与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市辖区,FDI进入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对其也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在市辖县,FDI并未明显提高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也未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下,县区居民分摊了市区经济的发展成本,从而弱化了其福利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