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从理欲之辨到以人为本

理欲之辨是维持传统政治秩序的根本观念之一,在古代它被"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本主义所取代,造成理欲之间的对立。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以人为本,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人欲"得到肯定,满足此欲的"天理"也获得了新生,欲和理由对立走向统一。由于理欲观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它影响着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国家政治,所以非常有必要从传统的理欲观这一新角度上来探讨人本主义之内涵。     

儒家的人学思想及其演变──关于儒学热的悖论

本文着重分析指出儒学思想之所以会在自身的发展变迁中从对人世的关怀走向对天理的追寻 ,从以仁成人的成人之道变成以礼杀人的杀人礼教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在于儒学将个体与社会相分离、相对立 ,在整个的儒学思想和伦理观念中重群体、轻个体的思维方式 ;在于儒学将群体利益和社会规范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 ,并要求个体完全服从于这一至高无上的原则乃至于牺牲个体生命的“忘我论”价值取向     

论朱熹“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内涵 ——兼与胡安国“利者，人欲之私”之比较

[提要]朱熹解《论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只是分别对“义”与“利”作出界定,并没有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之意,同时又通过进一步引述程颐、杨时所言,表明君子和小人对于义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讲的是“喻于义”与“喻于利”的相互对立。尤其是,朱熹多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继承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利不是不好”,不仅没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遗憾的是,朱熹门人后学将朱熹所言与胡安国所言“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强调义与利的相互对立,实际上误读了朱熹的思想,掩盖了其中对于利的肯定。     

试论丁若镛的天理人欲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认为朱子的人欲观是消极的,天理、人欲具有二元论价值体系,主张人欲是人所固有的要素,而且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朱子与茶山在天理人欲观点上的不同,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人性看法上的不同,即朱子主张“性即理”,而丁若镛主张“性嗜好”。     

浅谈儒家修身重义的现代意义

儒学也可以称为“人学”,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关于“人”的思想,“仁”则是人追求的道德目标,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人必须通过自身修养,方能达到“仁”,无论人的本性是善,亦或是恶,都要通过自身修养完善自我,进而为建立社会公德服务。豆、孔子关于个人品德修养的规范——求仁。孔子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仁”,为了达到“仁”,必须通过一系列道德修养之法,其中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克己复礼”而达到“仁”。“克己”就是加强自身修养,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同时还要学“礼”,“不学礼,无以立”。克己与复礼相辅相成,人们通…     

传统文化与青年人格培养

一、三峰并立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汇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而形成的。源头应当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年代，夏商周的许多上古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得到梳理和升华。儒、道和外来佛学是中华文化并立的三峰。儒学创立人是孔子。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思想体系是“仁——义——礼”，特别强调的是伦理道德的“仁者爱人”，强调“修身”。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说，提出了“王道”和“仁政”学说，强调“治国”，主张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以仁爱之心对待老百姓，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     

论思孟学派与荀子学派的对立

战国时期,使儒学向适应封建统治需要而发展的,当推孟子与荀子。孟子更多地继承了孔子学说仁爱的方面,荀子将儒学大胆改造,使之具有了浓厚的法家色彩。孟子思想最有价值的是将孔子的“仁者爱人”学说发展为民本主义和从性善论出发,鼓吹王道、仁政。而荀子则改造孔子的仁义礼信,而趋向“礼义”,崇礼重法;他又改造孔子的天命观而为“制天而用之”,向朴素唯物主义发展。他还倡性恶论,发展为系统化的教育思想。故战国末期和秦汉时代的儒学,更多地是受荀子学派的影响,汉武帝“尊儒”之后,思孟学派才渐得正统地位。这使得后世的统治术形成了“外思孟而内荀卿”模式。     

“天理”与“人欲”的较量——《红楼梦》中的李纨悲剧意蕴探析

李纨作为封建贵族之家的一个青春寡妇,在严酷的＂存理灭欲＂的封建礼制下,封建宗法社会千方百计地要把她塑造成＂恪守封建礼节之完人＂,而李纨却自始至终燃烧着青春生命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在＂情＂与＂礼＂、＂天理＂与＂人欲＂的较量中,李纨的行为语言昭示着：正常人欲的强大力量和美好人性的不可战胜!     

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现代启示

如何看待“理”、“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从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阐述的“理寓于欲中”、“理欲合一”和“天理与人欲均衡发展”等观点，不仅开创了理欲学说的新范畴和新境界，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启迪意义。     

《易传》、《礼记》的“天”与庄子的“天”之异同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是"天道"与"人道"一致,即将宇宙的存在原理、运行规则与人的存在、道德规范视为一致。道家的天观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是由天道推衍人事,借托天道作为人间秩序的依据;道家通过自然或天了解人,并且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孟子思想与儒家伦理的思考

针对人性问题,告子与孟子进行了多次论辩,对论辩内容所涉及的儒家伦理进行分析论证,来探索孟子学说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原则和策略。研究认为,孟子从仁义内在的立场出发,对告子人性论观念提出批评,其主要凸显的是意向关联性与非观察者姿态的人之存在的本质,这一看法是儒家学说的人文内核;孟子用道德本能将自然与人文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否定告子认为的人性无确然的定体观点,王夫之将孟子这一思想进一步阐释为“天命自然之理”,孟子对自然观念的深度改造与汲取,奠定了中华文化中强调态势、关系性的发展基调;孟子用仁义礼智表示人性固有的道德本能,以“嫂溺援之以手”表达恻隐之心优先原则,用道德情感优先能够给予人的良知良能以一以贯之的实现,这与西方哲学中特殊情境下注重优先原则有同样深远的考虑。告子与孟子等历史时期的儒家伦理争鸣表明,儒家学说强调人文化成的意义,在更高的层面上对自然观念加以升华悉收,这是中国文化能够稳定平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更为深刻全面的把握,对孟子以及儒家思想加以契合时代要求的反思与改进。     

与二程相关的几点哲学思想及史料问题之辨析--兼评葛瑞汉书中的一些观点

分析了二程思想倾向之异。程颢主德,追求超越的宇宙人生之道德价值。程颐侧重主知的格物致知,把握事物现象中之必然性。二程的天理(理)既是宇宙中人与物本身皆内在具有的超越的道德性的绝对,又是天地间事物本身客观的自然规律之理。大程的识仁倾向前者,小程的格物注重于后者。文章认为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等人的性说是性善论的一种,张载有明显的虚、气二元倾向,对《粹言》的编者为谁,及张载和程颐的语录中分别混杂有对方语录等问题作了考辨。     

斯密的三重自然观

斯密的自然概念可从三个层次上理解。在造物主的概念中,斯密通过对神的预定论的假 设,将报应论纳人道德情感秩序的确立之中,将最高的善理解为一种宗教性的目的,将斯多亚主义的观念 重新置人神学之中。在大写的自然概念中,斯密提出了自然的本原性解释,明确了人在自然意义上的存 在论含义,确立了人的情感能力的自然基础。在从人出发的自然概念的讨论中,斯密通过对同情的论证, 提出了基于人性基础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机制,所谓“公正的旁观者”正是通过情境性的同情机制逐次 加以展开的。正是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自然概念,斯密最终确立了神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三重维度 的理论体系。     

吴芳吉教育思想的儒学渊源

在以质疑和否定儒学为基调的20世纪初期,吴芳吉的教育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学色彩.为使儒家“诗教”与“礼教”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吴芳吉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在追溯吴芳吉儒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吴芳吉的性善哲学与文学教育观的密切关联,并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析解吴芳吉伦理教育观的具体表现,展示吴芳吉儒学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席勒的人性美学体系

席勒的美学体系是一个人性美学体系。席勒的人性美学体系是以人性为中心的美学体系。这个人性美学体系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人性分裂的事实,它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古希腊时代的人性完整,恢复人性完整的必要途径就是美和艺术的审美教育,它的理论根据就是对人性分析所得出的人性的三种形态：感性的人（自然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理性的人（道德的人或政治的人）。席勒的人性美学体系是西方人道主义美学思想的早期形态,是一种抽象人性论,虽充满着内在的矛盾,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美学体系,反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性本质,倡导人的解放,是黑格尔、马克思以及现代和后现代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学思想的直接来源。     

道德教育的人性探析

人性与道德教育是密切关联的,进行道德教育就需要考虑到人性的因素。但现代的道德教育却缺乏人性关怀,未能遵循人性化的原则。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为指导,建立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道德教育模式,满足受教育者的个体需求,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切实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