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初探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管理迫在眉睫。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假设:职业是农民工生涯中工作的延续;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主体双重化;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的利益一元化。受内外双重因素影响,可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划分为职业成长阶段、职业探索阶段、职业建设阶段、职业退出阶段。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征分析——来自北京某外来人口集中社区的实证研究

以社区为研究单位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研究传统.通过对北京某典型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与早期农民工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求职途径已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限制,更倾向于通过个人应聘获得就业机会;诸多客观条件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未来的职业发展.因此,政府和社会需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就业质量

通过对湖南、安徽与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探讨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并考察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对这一因果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与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二元路径模式,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会因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     

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普通员工、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是农民工职业的四大基本类别,技工更是农民工职业上升过程中的主要方向.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城市环境对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5-4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职业上升的主力军,而体现农民工综合人力资本的学历和最能体现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强烈进取心是农民工职业由普通员工上升为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等高端职业的共同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晋升为中低层管理者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成长为技工的关键因素,而组织外社会资本、较强的风险承受力和处于不发达中小城市则是农民工成为经营者的关键因素.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特征,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评价的维度,构建了对其职业能力评价的评估指标体系,详细阐述了评价方法,力图为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提升职业能力和相关培训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探析——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后人口红利时代下的产业转型迫切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寻求适合的发展路径．基于人力资本视角,通过对皖西北五县一市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和职业发展状况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找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困境,提出解决对策,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生活的实践：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逻辑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发现在流动的消费空间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有向城市社会靠近的趋势,但受传统习俗和价值规范影响,亦无法与城市消费文化融为一体,其现代建构将是长期的过程,可以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空间的实践意义的重构来完成。     

现代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矛盾透析

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元素,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发展与我国城镇化的顺利实现。因此,分析把握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观矛盾现状与成因,从而引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主导的价值观,从制度、组织、文化等层面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家园寻求一条融入现代化的道路。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述评

通过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在＂再生产＂视角下从个人、性别、家庭和制度安排4个方面,评述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空间隔离＂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复杂性;他们保持节俭并尽量汇款回家以维持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另一方面又追求城市消费方式以融入城市,通过消费重造主体性;家庭消费转移至城市以及打破集体消费领域的制度性歧视有利于其融入城市。研究指出,应将其视为＂完整的人＂,关注其家庭消费,同时结合生产和制度安排来考量消费。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及破解对策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既是一个新亮点,也是一个研究新方向。为了深入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更有效地探索破解对策,通过对漳州、厦门等进城农民工进行随机走访交流、调查了解,并结合对一些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专题文章、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然障碍重重,包括制度、观念、技能等多方面因素。要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不仅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大力推进各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向新生代农民工敞开城市主人之门。     

关于我国农民工职业病维权困境的思考——从“开胸验肺”事件谈起

农民工张海超为确诊个人患有尘肺病不惜冒生命危险“开胸验肺”,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农民工职业病维权问题的关注。我国农民工职业病维权面临着工伤认定程序漫长和维权成本高等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不健全,职业病鉴定机构监管的缺失以及社会保障缺失。若要化解农民工职业病维权困境,必须健全相关法律,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并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才可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病患者权益。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和出路

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分析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为其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所面临的二元体制、产业结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挑战。地方政府应从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应对二元体制;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多元复合转移模式;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制定多层次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养和人关怀等方面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